木子美--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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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他像一个容器，现在他是一只鱼缸，里面游着许多宝贝般的小鱼，我是新来的一条不起眼的小鱼。但我希望他会慢慢成为一个玻璃杯，就像我给他讲的调制香水的容器，再后来，他会变成一个精致的香水瓶，只存放一种香水，我就是那种牌子的香水。”

　　走进学校旁边的“快可立”快餐店，我就给女朋友猫猫说了这番话。这是家台湾风味的快餐店，老板是澳门人，经营正宗的珍珠奶茶和诸如火腿双蛋饭、“番茄薏粉”一类的快餐
，很受穿校服的中学生和不穿校服的大学生的欢迎。我们进去时，两对学生恋人在两个角落里。

　　“坐得像条对角线，我们坐中点吧。”

　　“这么说，你又有感觉了。”猫猫瞥了我一眼，司空见惯似的。

　　“不能用‘又’，我必须纠正你。他是一个很精致的男人，跟那些搞艺术的男人不同。他冷静，语言简约，沉默时让你紧张和不着边际，让你难以离开又毫无约束，突然沮丧又突然像孩子般喜悦。”

　　“你在着迷。”

　　“措手不及地着迷。”

　　“他不像丹尼，一个粗糙的男人，每星期打一次篮球，一年四季理着小平头，我说话有80%的时候他会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偷看我的日记，在我外出时跟踪我。真是无法忍受！只有一辈子甘心做城市里的村姑的女人适合跟他生活在一起。”

　　“但你跟他待了半年，他还请我们吃纽西兰牛扒。”

　　“所以我现在宁愿抽劣质的烟，坐公共汽车，吃五块钱的快餐，做一个快乐的灰姑娘。我终于有了这样的力量。半年了，我写不出任何东西，像一根朽木。真不如去死。”

　　“快可立”的人多了起来，我说得激动，嗓门也不由提了起来。又进来一对学生恋人，男的是我们同班同学，一只呆鹅，居然还有一个清秀的女朋友，穿着敞开的白色外套，书包垂到屁股上。当然我和猫猫都装做没看见。

　　“他还能有这样的女朋友，不过看起来很普通，没有个性，没有主见。”

　　“刻薄别人一直是你的特长。”

　　“我看人向来很准。”

　　“那你说我是什么？”

　　“垃圾，罕有的垃圾。”

　　“你在鄙视我？”

　　“你怎么能这样想？”

　　猫猫委屈地看了我一眼，她以为她的刻薄让我生气了。可爱的小姑娘。我不由得凑过去，轻轻吻了一下她的脸。

　　“那天有些醉了，让他亲我，他就是这样轻轻碰一下我的脸，然后说有女朋友，不能那样做。我没有失望。他真的是个精致的男人，干净得让人歉疚。他的女朋友也是一个精致的女人，不故作高雅与矜持，款款大方，富有亲和力地微笑，像他喜欢的酒吧。仿佛自然而不自知的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那晚，她站在弹钢琴的外国佬旁边，纤纤的手儿扶着腰，稍微仰起脖子，用美声‘啊――啊――’地歌唱，更像一种训练有素的放纵，可她也许不知我也被此打动，那种别人学不来的美……”

　　“那你做不了他的香水哦？”

　　“你知道有时，欣赏比爱慕或者占有更动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容器，现在是鱼缸，我游弋在水与草之间，好奇而慢慢变得纯净，和许多美丽的鱼儿在一起，并且爱着她们，爱得开始有些想哭，如果没有鱼儿愿意离去，我不会自私得只想做香水，可他也许会老，再装不下太多东西，直到成为不再热闹的香水瓶。”

　　“你时常陷进自置的幻想中出不来，这会要了你的命的。”

　　“我是水，难以定型的水，生来就不甘寂寞地奔腾，一点儿都不顺利地、跌跌撞撞地奔腾，不知要到哪里去，一点儿主意都没有。所以我只有两种结局，变成了冰，或者有个很好的容器，让我继续是水，很精致的水。”

　　“可遇不可求。”

　　“所以我去爱，榨干了地去爱。呵，你是不是觉得我像许多文人那样言不由衷。”

　　“不过是一种自恋的情怀。”

　　我禁不住又伸手抚了下猫猫的脸，不容置疑，我是很爱她的，即使有时她背叛我，她冷落我。只是那么几次，我们毫无前提却又不约而同地流泪，我便觉得她是我生命中不可多得的人。惟一的一次，我梦见了她，在午睡中，醒来呜呜哭了半天，然后开始自慰，惟一的一次自慰。每每想到她要去上海，就疯了一样地难受。

　　“他长得高吗？”

　　“不算太高。很清晰的一张脸，但不完美，鼻梁上有一颗很清晰的痣。眼睛也很清晰，尤其我发条一样地说话，而他耐心地看着我，没有表情，除了很少数时候，漾起淡淡一丝笑意，并不温馨的笑意，无从捕捉他的情绪，甚至我会认为那是心不在焉。”

　　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猫猫碟子里的葱菜肉丝剩了一大半，我的却只剩几根红辣椒丝。一直在说话的人是我呀。

　　“你不能这样吃饭，好端端的一张脸都快成苦瓜了。”

　　“都是讨厌的测试给弄的。”

　　“交卷的时候，老师对我说：‘以后上课再说话，就取消你的听课资格。’奇怪她不说取消我的考试资格。”

　　“你有个毛病，说话时非得盯着别人的脸，老师一看就知道。”

　　“我今天对‘超越’有了一个新的诠释，就像我这次破天荒拿到了奖学金，它使我对大学有了重新认识的兴趣。”

　　“罕有的垃圾。”

　　“我决定用这笔奖学金买一瓶CK香水，他用的牌子，在圣诞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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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快可立”出来，猫猫眯着眼睛，她总是不适应阳光，睫毛很长，大概也是用来应付阳光的。

　　“你越来越像一只猫了。”

　　“我懒、脏，是只讨人嫌的猫。”


　　“我不了解你，但喜欢你身上与生俱来的牛奶味。”

　　“早产儿，哺乳期母亲生病，喝牛奶抱猫长大的孩子。”

　　“体育素质班的宠物，永远考不及格的50米跑。”

　　推开宿舍的门，四个女生围在电脑前看《本能》。一个很胖，刚恋爱就管她男人叫老公；一个很高，拿了三年奖学金却被保送到全校最差的专业读研；一个很贤淑，是我们的主席夫人；一个脸上有长不完的青春痘，每次恋爱都以四个月告终。

　　播放时间显示24：53，就是说我错过了莎朗・斯通在高潮时用冰锄凿死男人的一幕，只能看到没有穿内衣的莎朗・斯通在一群警察前，更换坐姿和抽烟。有评论指出好莱坞明星应该在影片中戒烟。

　　走向我的床，两本《中国历史大辞典》还摆在那里，一本贴了科特凌乱的脸，另一本贴了科特的妻子抱着坐在墙根的他，只能从她指缝间看到蓬乱的头发。10月29日还未到来，怕它落了灰尘，拉一张脱了线的红毯子将它盖上。外公和爷爷死的时候，棺材上也盖红毯子。这辞典是一份生日礼物。

　　我得走了，坐543路公共汽车回华西街44号602室。

　　下车后才发现，其实车站离华西街44号那么近。100米的街道，拐个弯就是密密麻麻贴着“疏通下水道”、“大众搬家”、“家电维修”广告的楼道，和橙子的旧情人住的地方一样。

　　窄窄的楼梯通向暗处，橙子的楼梯应该通向光明，但他爬楼梯时和我一样累。某次我打他的电话，一阵“笃笃”的脚步声之后是他“呼呼”的喘气声，他说他正在上楼。他有许多个名字，写许多文章，女主角都是1996年8月16日分手的情人，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发条橙子》，我便确定他叫橙子。我也写他，称做“另一只橙子”，纯粹为了区别。把他写得很小资，把他的房间说成有落地玻璃窗，挂油画森林般的窗帘，听黑胶唱机放出的音乐，喝手工磨成的咖啡。但容器不同，他抹名牌香水，不喜欢日本人写的小说，比如《挪威的森林》。可能因为容器不属于双鱼座。

　　我从橙子那里知道容器，我跟容器说起橙子。　

　　“我原来不知道离婚证是什么颜色，他告诉我是绿色。”

　　“他说自己是个红绿色盲，却又能分辨结婚证和离婚证的颜色，可见他说谎。”

　　“我很喜欢他乐评的风格，一点儿都不像乐评。”

　　“像情爱小说，白而瘦的女人。”

　　“那是他的老婆，短暂的两个月。”

　　“不，那是他四年的恋人，他不喜欢偶数。”

　　“哦。”

　　“从《巴黎最后的探戈》开始，我以为他不会再写他的爱情白皮书，因为他说他要写性，写不同时间、地点、天气、频率的性，可后来还是写。你看《夏天尽头》，还是8月16日的暗号，不过不再重复提他伤心的麦当劳，和情人说分手时，他打的那个饱嗝。他写草地，移动的密云，还有当情人说喜欢与牛有关的一切食品时，他故意问：‘那么蜗牛呢？’”

　　那一次，我是准备与容器谈情的，可我与容器无情可谈，只能谈橙子的爱情。

　　刚认识橙子时，我经常强调杜拉斯的名言：

　　“我爱这样的男人，他不幸，爱上一个女人却不被这个女人所爱，这种男人是我首先想要的。”

　　可认识容器之后，我又发现了《广岛之恋》里头“纽维尔与广岛”的关系，开始说：

　　“在爱情里死过一次的人，大多数因为有广岛而活了下去，极少数的，在生命里等待漫长的死亡过程。”

　　我以为，它包含的正是橙子和容器的爱情。橙子只有一个白色恋人，而容器有了新的“啊啊”美声歌唱的小甜心。

　　六层的楼梯真够长，推开602房的门，这个仅仅住过四十八天的屋子，变得越来越有我的脾气了。不太空，塞满心事。半小时里面，居然有三个人打错了电话进来。

　　“喂，水清在吗？”

　　“不在。”

　　“喂，阿勇在吗？”

　　“不在。”

　　“喂，哦，我打错电话了。”

　　“喂，吃饭了吗？”

　　“没有。”

　　“在干吗呢？”

　　“写小说。”

　　“需要我回来吗？”

　　“无所谓。”

　　“你的情绪越来越糟了。”

　　“错，情绪很好，回到自我的世界里来了。”

　　“我需要做点儿什么？”

　　“第一，你不要跟我说话；第二，你不许再碰我。我不再是你的宝宝了。不要打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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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怎么来到这个40平方米的屋子的。

　　那天我想跟冲冲说话，在很大的会议室里，冲冲在白板上写写画画。

　　“我教你文案的基本写法，先是标题，喏，这样，接着是内文，喏，这样，然后是常规文案。”


　　“我想知道附近哪里可以租到房子。”

　　“我给你找张中介的名片，要怎样的房子？”

　　“带电话的，上网用。”

　　“一个人住？”

　　“合租。”

　　“找一个女伴？”

　　“跟我男人。”

　　“哦。”

　　下班后，丹尼赶过来了。他任何时候见到我都很热情，兴高采烈地抱住我。

　　“怎么样，去哪里？”

　　“我想先吃饭。”

　　“吃什么？”

　　“前面有肯德基，对面有松林居，旁边的排骨粉做得不错。”

　　“那你要吃什么呢，宝宝？”

　　“我要去见中介。”

　　丹尼笑了笑，俯下头，可恶的嘴唇又贴了过来。他一天要喝10杯水，这些水转化为尿液、唾液和精液，比例大概为9∶9∶2，有1/2的唾液输送给了我。

　　其实他是个长得很绅士的男人，像巴士站牌广告上穿佐丹奴的模特，猫猫的评语是“标致”。奶牛，也就是那个管人叫老公的胖女孩，第一次见丹尼就兴奋地叫：“好看。”所以我说他恶心，没有人相信。

　　我一直喜欢中等偏高身材瘦削的男人，最好还有淡淡一层的黑眼圈，看起来固执又脆弱。所以丹尼的健康均匀讨好不了我。一回我们发生争执，他愤愤地说了句：

　　“你就是喜欢瘦男人。”

　　我居然哭到浑身乏力，那种痛苦就像是郝思嘉扯了窗帘布做雍容华贵的衣裙，却被白瑞特从她手上的老茧识破真相，而遭受冷嘲热讽。

　　我说要打车去见中介张小姐，车走了150米就停下了。

　　张小姐是个中年妇女，皮肤白，鱼尾纹多，眼睛细而长，看人时神情冷漠而狡黠。操一口流利的粤语，长得却像湖南人。

　　“要多大？”

　　“一房一厅。”

　　“要多少钱的？”

　　“七八百块。有电话。就在这附近。”

　　张小姐从抽屉里摸出一串钥匙，每根钥匙都挂着白纸条，上面写着比如：“华西街44号602房1X1、电话、1000元”这样的字眼。她抽出其中3根。我们上路了。

　　进了中山四路的一条巷子，旁边就是工地，轰隆隆的机器声呈上旋式传播。楼房的年龄应该比我大，墙是四环素牙颜色，历史悠久的菜汁、茶渍写意地搭在上面。不解的是，这样年久失修的楼房里居然还有人搞装修，装修的目的是出租个好价钱。

　　墙上的白粉末像要随时从老女人脸上掉下来的妆，电话搁在一张脱漆的方桌上，方桌是屋里惟一的家具。带了个阁楼，也是空的。

　　房东正在修门，轰隆隆的声响音量大到失控。我们说话像隔着车水马龙。

　　“有热水器吗？”

　　“有啊！”

　　“能用吗？”

　　“什么？”

　　“炸弹掉下来了。”

　　“哦。”

　　第二根钥匙把我们领到张爱玲的故居。

　　对木头和石头向来缺乏常识。所以指着古式的太师椅：

　　“大理石吧，不，红木、柚木、要么檀香木吧？”

　　那床应该是明清的珍品，又像收藏家从乡下弄来的。窗框框摇摇欲坠，有没有花梨木做的窗呢，因为花梨木扶手是很有名的，想到精致就想到花梨木，正如想到小资就想到芝华士，可惜窗外早已没有旧上海。

　　“你们是干什么的，哪里来的，有没有户口？”

　　虚掩的房门被推开，居委大妈来势汹汹，她的青春期与红卫兵一定有联系。

　　“我们是打扫卫生的，马上就走。”

　　张小姐向我们使了个眼色，这时才发现鱼尾纹原来可以像脉络分明的花瓣。如果再感性一点儿描述，就是忧伤透明的花瓣；如果换个比喻，就是一颗子弹穿过玻璃的裂痕，没有碎片。丹尼拽了拽我的手，他也有鱼尾纹，可他分明年轻。忽然觉得人的一生就是鱼尾纹，它孕育、形成、发展、深刻，最后一动不动地留在那里，不再因微笑或恸哭改变多少。

　　第三根钥匙怎么也转不动。

　　房东的爸爸拄着拐杖赶来，拎着乖孙的书包，这旧书包已成为他的手提袋，里面装着汗巾、手电筒、钥匙、小人书。他的头发已经银白，抖了半天，才掏出一串钥匙，试了一遍，没有一根是合适的。

　　“错了，嗯。”

　　“还有没有钥匙。”

　　“没有了。”

　　“撬门吧。”

　　借来工具。老人抖了半天，掏出手电筒，刚拧亮就灭了，再拧，不亮了。

　　“坏了，嗯。坏了。”

　　老人心疼不已地反复拧他的手电筒。他的老伴还在不在世呢？

　　房子放盘已有一年了，价太高，所以等着发霉。

　　厅里的灯管有个接口脱落了，线还连着。老人按了一下开关，没有反应，再按，还是黑暗。

　　“坏了，嗯，坏了。”

　　电话也坏了，空调也坏了，冰箱通不上电，煤气瓶废置久了，像具腐烂的尸体，熏鼻的臭。没有阳台，防盗网是80年代的款式，从厨房的窗口连到卧室的窗口，油烟的颜色。

　　“我不能住在一个没有阳台的地方。”

　　“这个煲你们用吗？不用我就拿走。”

　　老人从厨房出来，又慢吞吞进了卧室，打开壁柜，把粉色的被子拿出来抖了抖，又放回原处。老了，要么孩子气地珍惜一些东西：穿旗袍的黄照片，纯金头的派克笔，粮票布票毛主席像章；要么就连记忆也失去了，患上老年痴呆症，被锁在屋子里，森森地抓住窗栏，有天出去了，就走丢了。

　　所以我们最终搬进了华西街44号602房，有个可以望见内环路的大阳台，没有一件家具，在这生活过的人只留下两张泰坦尼克号的剧照。疯狂地造爱，生儿育女，并且快乐地过日子。与我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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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纵有印度式的虔诚，法国式的假坦诚，德国式的高超技巧，也无法顺利进入我。

　　“我与男友无性同居。”

　　“不可能，男人做不到。”


　　我与容器第一次约会，就谈到这个问题，但我只能和丹尼解释。

　　“你从来没有过高潮吗？”

　　“我性冷淡。我们一直在过家家。”

　　是的，常常放着《村上春树爵士印象》，开始拖地板，除了厨厕，只需让白色的棉条在三十二平方米的地板上蹭来蹭去。接着，我们共用一把牙刷刷牙，丹尼有次挤了六厘米长的牙膏，见我皱眉头，从此只挤三厘米。洗面奶是女士碧柔，丹尼其实更喜欢牛奶香味的。他的程序多一道，刮胡子，有天刀片坏了，我建议用我的剃腋毛刀，他兴高采烈试了一回，效果槽糕透顶。好了，开始冲凉。每到这时他最有兴致观察热水一喷下来时，我乳头颜色的变化，深红，嫩红，很快就呈粉红了。他总要紧紧地抱我几次，眷恋得像生离死别的亲人。

　　我们裸体在客厅和卧室间穿梭，有时跳贴面舞，有时在地板上翻滚，有时肆无忌惮溜到阳台上，把换下衣服扔进洗衣机，有时我拿着一本《经典电影》，他拿着一本《用TCP/IP进行网际互连》漫不经心地翻来翻去。

　　夜深了，在床上抱成一团。

　　他让我叙述我的初夜，他说一定有什么曾深深伤害我。

　　“我没有初夜，流血的时候已经是一把钳子捅入阴道，热乎乎的消毒水灌进来，我在叫，叉开的双腿在冰凉的钢架上弹跃，手抓不住任何东西，搅拌，清洗，医生的责备。一切终于停下来了，医生问需不需要看一眼那团肉，我说在药水瓶里见过，一个月的胎儿没有成形，像美丽的黄珊瑚。

　　我没有初夜，但梦里去过海，超过了身体极限的海，沉到了无法呼吸的深处，听不到地面的声音，看不见云朵，找不出回到地面的理由，失去了知觉。醒来时，浮荡在水面，珊瑚已经潜入我的身体，而我不能要它。”

　　丹尼说我在骗他，想了想又说不懂我在说什么。

　　“不，我去过真实的海，还记得吗？那次我们在三亚潜水，背着很重的氧气瓶，在40米以下见到了色彩斑斓的鱼，软滑的礁石，还有珊瑚，我的耳膜刺痛，但很快乐，我想脱掉面罩，直沉海底，但你和教练都紧紧抓住我的手。我再也回不到海了。所以要找一个容器。但你不是，你只是氧气瓶。”

　　“睡吧，别胡言乱语了。”

　　我侧过身，泪水流到嘴角，很咸，海水一般。我含着海水睡去，无梦。

　　丹尼不喜欢这种梦呓，他的简单生活就是去酒吧，或宴请宾朋，有个听话的女人可以在无聊的时候陪他说话，夜深时搂她入眠。

　　当我了解华西街44号602房的生活由爵士乐和过家家构成后，开始向外部空间扩展。

　　推开门，首先是垃圾篓子，住满一个月后，还没人来收垃圾费，房东说很便宜，十几块钱。

　　傍晚七点，铃声从天而降，收垃圾的人来了。这时候可以见到邻居的身影，601房倒垃圾的是四十光景的男人，矮小，黝黑，整天绷着脸。刚搬来时，他指着楼道里一张墨绿色的大方桌：

　　“听说这张桌子是你们扔的，挡路了。”

　　“不是我们扔的，为什么要扔掉它。”

　　“赶快搬回去，要不找人扔出去。”

　　“我们不能搬别人的桌子。”

　　“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不想要了就说是别人的，乱扔东西……”

　　我把门关上，相互再不搭话。

　　次日，“砰砰”地门被敲得山响。打开一看，是个头发稀疏的老人。

　　“阿勇呢，你老公呢？”

　　“我没有老公叫阿勇的。”

　　“啊，他什么时候来跟我摸两圈呀。”

　　“我不认识他。”

　　“啊，他把房子弄成这样了，打麻将的桌子也没了。”

　　“……”

　　“走啦，走啦，阿勇搬走了。”

　　他的老伴拎着一袋西兰花，用肘尖碰了碰他。老人一边上七楼一边回头望着我：

　　“你和阿勇有空上来坐坐，啊？”

　　这是一个错乱的空间，不知什么时候我扔了桌子，是名叫阿勇的老婆，更有意思的是我要神经兮兮地向垃圾工人追回新买的台布和咖啡杯，垃圾分类把它们分到了食物类。

　　从垃圾堆回来，刚到楼下，一个宽屏幕女孩走进视线。短发，但背后留了及腰的一缕，信步，左手掐着根烟，右手托着卷毛狗的屁股，她有160斤吧，年龄不足二十，胖脸庸懒得很，不傻气，很厌世。瞥了我一眼，向旁边的小卖部走去，中指与拇指掐住滤嘴，皱着眉头猛吸一口，像极某些男人的姿势。她打一个哈欠，狗也打了一个，弯下腰，狗便爬了下来。

　　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有些梦游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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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屐的踢踏声被清亮的高跟鞋声代替，橘色的高跟鞋价钱是595元，当我穿墨绿色裤子时，有人会委婉地说：

　　“你喜欢强烈的对比色？”

　　穿上棕红色的裤子时，有人又会讨好地说：


　　“很有质感，名贵。”

　　这鞋也越来越有我的爱好，跟不同的裤子谈恋爱，始终保持它的被注意力。

　　不过，它的声音总和环境不协调。去见习的公司上班，十五分钟行程，它要过三次马路，路过二个报摊、三间五金店，长长的一排专营防盗门的小店。那些不绣钢门并不好看，生意也淡，不多不少地挤在墙面粗糙，灯光黯淡的店里，它们在待命，待价而沽，生来如此，贫贱地活着，从小店到平民之家，兢兢业业或者敷衍了事地活着。谁也不相信它们最终不会生锈。自作自受地活着。

　　它在水磨石地面走时，声音又过于刺耳。它只提醒一件事：迟到三十分钟。

　　它要绕过一面墙，墙上挂着些精美的广告作品，其中几幅是旧情人汉森的。

　　它要踱进茶水间，一块木板插满员工的订饭卡，抽出我的名字，在A、B、C栏勾上一个，便是午餐了。偶尔也会写上“叉”或者“香”，那是叉烧饭或香骨饭。完了，扔进竹篮里。

　　大会议室是方的，每天总有两三个创意会在这里开，如果闷着十分钟，老总就要生气，最厉害的一次把主持项目的AE气跑了。

　　老总是个四十岁仍旧个性活跃的人，在白板写划遇上水笔不顺，往肩后任性一抛，阴沉着脸转过身来，见我们表情复杂地看着他，又若无其事把笔从角落里捡起，刷刷继续涂写。设计师用报纸裹一只活逮的老鼠逗大家乐，他禁不住伸手摸摸老鼠的脑袋，漾着富有亲和力的笑容：

　　“不要处理得太残忍，啊。”

　　他仍旧是个有魅力的男人，有魅力而不再有爱情的男人。有次，我们去“三顶绿帽子”踩盘，他穿得休闲，坐在窗台上望珠江东去，忽然沉思，高鼻梁勾勒的侧面很迷人。他的广告观念有些落伍了，但要保持权威。我时常担心在这群年轻人里，他会寂寞。偶尔也跟我说话，强调人的核心价值。

　　正如许多会议那样，观察别人的小动作比倾听发言有乐趣。副总有只眼皮不时掉下来，无聊了就拿着风油精嗅来嗅去，烟抽得厉害；创作总监，喜欢拎一只像发廊里喷水瓶的大水壶来，却不怎么喝水，说着话忽然躺到大窗台上去，一具卧佛；徐小姐喝牛奶的勺子硕大，塑料透明，据说是吃麦当劳的赠品，漂亮妩媚，却总是饥饿着，有时急着插话，忘记拿下衔在嘴里的勺子，忽然客户的电话来了，她穿着丝袜跑出去。

　　只有一个人从不参加会议――我们的行政主管：四肢娇小，腹部平坦，理着娃娃头，却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她能干，电脑、复印机、打印机坏了，都找她；她富有创意。

　　创意会上有太多让我分散注意力的人，轮到我发言，总是忘了该说什么。只有很少时候，在空调老出毛病的小会议室里，跟冲冲单独进行创意。他和我说话有个开场白：

　　“先看看你能到什么程度。”

　　这次先向我给出几道题，考察想像能力。

　　“13的一半是什么？”

　　“星期2.5。”

　　“为什么？”

　　“13在西方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耶稣受难日，那天也恰是星期五。”

　　“还有呢？”

　　“电梯。”

　　“为什么？”

　　“要上13楼，上到一半，停在电梯里了。”

　　“你的想像力太贫乏了，只把13当成数字。”

　　其实我说到电梯，又开了一个小差，想起了橙子的《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面写到他与陌生女人在电梯停电的几分钟，用巴黎探戈的方式做了一次爱。我曾问橙子那是怎样一种方式，他不说，让我自己去看《巴黎最后的探戈》这部电影，我说那是部旧电影，看不着，他便让我去问看过的人，问了许多人，都不肯说。

　　“好，继续。有个楼盘，它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大，大门、大窗、大阳台、大厅、大卧室，比普通的要大上一半。”

　　“特大码的衣服，XXXL，画面上出现三张擦皮鞋人坐的X型小板凳，加上一张独脚瘦高的木椅，推出一张超大超长的豪华沙发，四个休闲的老板坐在上面。”

　　“四个人坐一张沙发，怎么也称不上舒适。画面也太复杂。再想。”

　　“比普通长一半以上的豪华轿车，有五个车窗，上面分别映现门、窗、阳台、厅、卧室。”

　　“再长的轿车，窗也大不到哪里去。算了，楼盘还有个特点，就是绿色设计概念，你现在想想这个怎么表现。”

　　“把窗、阳台画在一棵绿葱葱大树的树干上。”

　　“差不多是个鸟巢。”

　　冲冲有些不耐烦，他觉得我没用。我也就自认为是了。

　　从此只安排些不需想像力的事给我做。比如他们需要为一个楼盘提出S生活主张，让我去查英文字典，抠出所有以S开头的与生活概念有关的单词，我在图书室，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拿笔和薄，老学究一般的一页页地抠。

　　再后来，他们让我去顺德送货，坐地铁去体育西取支票。我在体育西迷了路。可我喜欢去顺德，六个车座的车，只有我和司机两人。司机不需要闲聊，我静静端着本小说读，或者长时间发呆，往往在这时，会想起旧情人汉森来。

　　他觉得自己特有才华，什么事都能干好。事实好像也是那样。离开大半年了，他的名字还时常挂在那些员工口上，他的作品也一直挂在墙上。新来的员工仿佛对他也很熟悉，哪怕就是冲冲，一次问他有否一举成名的广告人，他肯定地说是汉森，语气里带着钦佩。

　　坐在车上时，我会想像汉森怎么过洛溪大桥，有没有塞车，是否跟我一样碰见过载满食品猪或者不锈钢管的车，是否也留意奥林匹克花园、碧桂园。我想像他在顺德做项目时通宵达旦疯狂加班的日子。我还能想起他家贴在墙上的作品，跟我在公司见到的一模一样。他不会像冲冲那样不耐烦，他把创意草图给我看，让我一起想像，还夸过我聪明。我们一起抽烟、喝酒，分吃半条罐头鱼，偶尔也分享一张床。我还能想起他说我是一只白雀。我还能想起他为我擦拭二十岁生日那天流下的眼泪，他说我把一年的眼泪都流光了，我却在那年流了最多眼泪。我还能想起，和他一起坐14路夜班车，他拉着我在陌生的街道狂跑，抱着我在滴雨的屋檐下唱歌。我还能想起，和他一起在地下通道，坐在弹吉他卖唱的流浪歌手旁边哼哼，伤害了歌手的自尊。我还能想起很多，在他离开广州的最后几天，还带着哭腔问他能记住些什么。可，我居然记不清他的脸了。

　　后来，我重新记起他的模样。我在公司的旧文挡里找到他的名字，进入他的网恋记录，在他们的对话中找到了熟悉的描述：

　　“我一直是，累了，又没有人安慰。有时想哭，但哭不出来。我初入行时有过连续六十个钟头干活，接着去客户那儿拿提案的记录，客户说：‘你该休息了。’我就哭了。”

　　……

　　“我，坚强、倔强，爱幻想，满脑子歪主意。口花花，心专一。多数女孩认为我英俊，是黑马王子。男人味十足，但不爱修边幅，我认为不值得。”

　　就是这样，他重新清晰了。

　　网恋记录的时间显示他们从18：50聊到次晨两点以后。看完漫长的对话，已是傍晚七点。正是中秋节，公司冷冷清清。我毫无表情地离开。感到冷。在附近一家咖啡厅吃一份黑椒牛扒。然后打上一辆出租车，来到每个周日下午看电影的Take Five，要了一份血腥玛丽，坐在靠窗第二个位置。坐了很久，眼泪都流不出来。我掏出日记本，写我在酒吧看到窗外一个光着上身走来走去，不像失忆，也不像找寻什么的男人；写血腥玛丽不好喝，像番茄沙律拌了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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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在同一座城市时，我总努力忘掉一个人；等他到了另一座城市，再把记忆碎片重新拼贴。因为离开是终止，就像有时“好”是一个结束语。

　　这种拼贴是场体面的葬礼。我穿上最庄重肃穆的黑衣，领口别一朵小白菊，哀悼、恸哭、诉说衷肠，像大多数人那样，不再对死去的人抱怨什么，而是在葬礼上温情脉脉把一切包装。


　　参加完葬礼的人们，照常吃饭、喝酒、读报、通奸、欺诈。总可以有一个时间、地点、事件，继续生活。

　　我坐在Take Five那么久，包括写完日记，喝完血腥玛丽之后，眼泪始终流不出来。决定中断悲伤方面的想像，开始联想电影。比如《重庆森林》里阿武一失恋，就会去跑步，让体内的水分蒸掉，这样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仿佛很有道理：跑步这么私人的事情。

　　不管怎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今天也是。坐在了Take Five，就该忘记葬礼，而想与它无关的事，比如电影、容器、爵士、威士忌。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做合适的事。

　　“电影的发明实在是基于一个天大的错误，你自以为可以记录一个人影像，并通过重新制作，然后一劳永逸地将它进行投射。换句话讲，就是相信一段胶片比一块石头或者记忆更能够金刚不坏。这个奇怪的信念意味着，从格里菲斯到布烈松，整个电影史都在犯一个错误：那就是试图使电影比音乐更能表达概念，比小说更能描绘图景，比绘画更能展现情感。一言蔽之：是电影就不可能不犯错。”

　　这是法国“新浪潮”著名导演戈达尔在影片《女人就是女人》中的旁白。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从容器对它的译文中得知。容器喜欢音乐、电影与喝酒，没有稳定的工作，从不写作，只译作。

　　电影接近我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

　　刚开始，我把电影当声像小说阅读。因为，我可能更喜欢小说。只不过，介绍电影的人比介绍小说的人要多。看电影是群体行为，是流感，富有传染性，感冒的感觉无人不知，还可以商量服用白加黑或康泰克；读小说则更像肝炎，它传染，但速度很慢，许多人带抗体，不可交流。

　　我并不喜欢影院，尤其通宵影院。学校附近有几个小影院，任何时候都有股臊臭味，夏天蚊子多，看陈冲导演的《天浴》，我被叮了整整三十三个包。再加上有人在影院猥琐地偷情；看《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大片，周围的人都捏着包纸巾，我却哭不出来。对影院的印象简直糟透了。

　　真正看电影是从Blues Republic开始的。从法国片《碧海云天》、《理发师的男人》、《奠边府战役》、《情人》、《爱丽莎》，到日本片《燕尾蝶》、《东京日和》、《写乐的感官世界》、《梦旅人》、《盗信情缘》，以至香港导演杜其风系列。每周一、三放新片，二、四重放。

　　从不喜欢做大多数人，在品味高雅的酒吧里看收藏多年的经典电影的优越感，已像一枚钻戒戴在我的中指。它一旦死亡，我会像寡妇那样郁郁而终。

　　并且开始鄙视好莱坞商业大片，尤其最新卖座的那些。许多出租影碟的小店，外面挂一张黄的或蓝的卡纸，对《不可能的任务》、《透明人》、《纽约的秋天》、《U-571》进行排列，跟港台流行歌曲排行榜一样；还有许多“走鬼”，抱着一纸箱影碟兜售，抽出其中一张可能就是《美国丽人》，它诱人的花瓣肚脐封套也出现在所有报纸娱乐版。铺天盖地的盗版，无穷无尽的庸俗。

　　当然这些经典电影在当年也是万人空巷的庸俗。惟一不同的是，没有盗版。弥久愈珍。

　　布鲁斯最后一支曲子自然消失，投影在屏幕上拉开，缓慢成为真实的图像。

　　那一次看的是岩井俊二的《梦旅人》，我要了罐苏打水，点燃一支据说在80年代象征前卫的摩尔烟，刚从西藏回来的女孩千菩就坐在我的身旁。

　　“这是疗养院还是戒毒所？”

　　“疯人院。”

　　第一个镜头是一个女孩从轿车出来，死活不愿进一所围墙长长的白色大院。

　　“镜头感很好。”

　　当屏幕上出现女孩往身上倒墨水时，千菩赞叹一声。女孩叫可可，兴奋地往身上一直倒，一直倒，她要把自己变成乌鸦一般。

　　“每天在墙垛上行走是什么感觉？”

　　“不属于墙内外的世界。”

　　“朴素的黑白色彩。”

　　“精神病人诉说的真实。”

　　成片成片的白布晾在大院里，穿白衣的病人在白布间穿行，争执他们的梦境。穿黑裙子，黑皮靴，打着黑伞的可可每天和两个穿白衣的朋友爬上围墙，在长长的墙垛上行走，捡到许多宝贝，见到撒腿就跑的孩子和传播音信得救的神父。一直走，一直走。其中一个捡到肢解的手，吓得一抖嗦，从墙垛摔下来，再也爬不上去，死在草地。可可和另外一个，浑然不觉。一直走，一直走。雨从天而降，他们清晰地记起并诅咒遥远的正常世界里的事情。他们接吻，可可举起捡来的枪，对准太阳穴扣扳机。满天的黑羽毛飞，飞。

　　是电影就不可能不犯错。

　　在持续电影中，在断续的对话中。我的摩尔烟，一次次伸向手腕。千菩浑然不觉。当黑羽毛飞起来时，一个焦黑的烙印已在腕上。千菩终于叫了一声：

　　“天，你在干什么？”

　　“疼痛想要溢出来，我就让它从这里来到了这里。”

　　我指了指心口，又指指手腕。微笑地望着惊讶的她。

　　“这是自虐。”

　　“不，这是诱惑。电影的诱惑。毁灭的诱惑。”

　　三天之后，烫处开始糜烂，脓，血；30天以后，它平静下来，成为一块永久的榆钱大小的伤疤。

[spell]

　　疼痛不可消散时，只有转移。万物遵循能量守恒定理，疼痛也是一种。它具体，不只是光、热、水；它感性，切肤的、薄薄一层空气笼罩心膜的、蚂蚁在神经末梢爬行的；它延伸，成为比如疼痛的Blues Republic。

　　再没有那样爱一个酒吧，把它的疼痛放入自己的身体，到另一个酒吧去继续。


　　放电影的Blues Republic 死亡了。它成为喧闹的酒肆。虽然布鲁斯还在，墙上的毕加索画还在。最后的礼物为它准备，两本《中国历史大辞典》，贴上Kurt的头像。

　　8月之后，便是Take Five Jazz Club了。

　　第一次，放映《小武》和《苏州河》。从南京回来的高中同学己悦吵着要去，他还带上了小巧玲珑的女朋友和一个肥胖的新疆人。影片开始前，新疆人无比健谈，自顾自地说话。

　　“己悦向一个屁股翘翘的女孩问路：‘知不知道一个中文名叫拿五的酒吧，看电影的。’女孩连忙点头：‘知道知道，下午放一部叫小母的电影。’己悦怔怔望着女孩，开始搜索记忆：我们在哪里见过，in the room? in the lab? in the bar? in the bed?然后深情叫了女孩一声：‘噢，小母。’

　　“最好看的是男芭，阴柔之美。不像女芭，一天到晚《天鹅湖》，一天到晚那几个动作。上周末拿了张赠票去看芭蕾，她们在台上跳，我在台下配音，伸左手，‘噢爸爸’，伸右手，‘噢妈妈’，双腿一蹬，‘噢，我的天啊！’

　　“这本杂志不能说好，它永远差那么一点点，这与它的主编有关，他永远差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不能说破，人民期待它每天变化一点点。

　　“看，哪个扎辫子的男人，还留着山羊胡，双目炯炯有神，多有艺术气质呀，他可以是个画家，可以是钢琴师，可以是小说工作者，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他穿了一件25块钱的T恤，那卡通图案多粗俗，地摊上都在卖呢！

　　“哦，这里的人，一个个衣着光鲜，表情虔诚，他们是在教堂吗？没错，今天是礼拜天，他们上教堂，上礼拜天下午的教堂，在这里祷告和眉来眼去。”

　　新疆人是个即兴发挥的天才，他时而像哈姆雷特，时而像卓别林，说到芭蕾时，他肥胖的身躯几乎从椅子上弹起，可弹不起，椅子发出闷鼓般的声音。

　　《小武》开映了。贾樟柯的这部独立电影，用的几乎是方言，字幕又模糊。我们坐得远，像外地文盲。

　　电影拍得几乎是记录片，却没有时间概念。只有“我的思念，一张不可触摸的网……”反复在唱，街头贩卖的变质唱片，1元1次的卡拉OK，县级电视台的点歌节目，正面裸体出现在空荡荡浴室中的小武，都在唱。不咸不淡，或扯着嗓子在唱。

　　这是在用丰富而非贫瘠表现闭塞落后的农村，唱卡拉OK对他们是有文化品味的表现。我自以为深刻地想。

　　一个有趣的镜头，小武像往日一样在街上闲逛着，并肩出现一位姑娘，姑娘旁若无人地走路，可她的步速与小武一致。他们既不认识，也不搭话，埋头各自走着，从俯角拍摄看，他们俨然情侣。是道路把他们牵连进来，到叉道上自然分开。

　　多数人会回避并肩的陌生人，小武不会，他没有这种心理，他有不可摹拟的个性。小武清醒，以偷窃为生，偷些无足轻重的东西，不伤天害理，甚至算得上老实巴交，像许多掌握一门手艺的人那样。

　　因为企图看清字幕，我调整了几次身体的倾斜度，每每此时，瞟一眼肥胖的新疆人。他熟睡了，趴在前面的椅背上，呼吸均匀，脸上的横肉不再飞扬跋扈。

　　《小武》一结束，椅子拖动声响起，接着是轻淡的爵士。中场休息的人们，伸腰打哈欠，去吧台要杯冰水，几个男人走到角落或门外抽烟，还有的开始习惯的社交。

　　“嘟嘟，你的吊带裙好性感，近来忙吗？”

　　“我们分手了。”

　　“嘟嘟，你的吊带裙好性感，近来忙吗？”

　　“我搬了新家，有空来坐。”

　　“搬家了，不跟阿朗住一起？”

　　“我们分手了。”

　　“哦，很好，新生活开始了。”

　　“对，新生活，不是性生活。”

　　“没有性生活，哪有新生活，啊？”

　　“性，那对我而言，太容易了。哈哈，玩笑。”

　　我们坐在椅子上没动，己悦在玩他女朋友的头发，并商量着还看不看《苏州河》。新疆人睡眼惺忪地抬起头，瞧了瞧坐在不远处的吊带裙和男人：

　　“一场好梦，我听着‘我的思念’睡着了，醒来就是新生活。没有错吧，善男信女在这里祷告和眉来眼去。艺术片都是闷蛋，我要走了，离开这高雅的地方，回家喝我的啤酒和看三级片。孩子们，你们还要在这接受艺术熏陶吗？或者，找个情人。”

　　已悦望望我，拿过我手中的草莓水，喝了一大口。

　　“我也想走了，待会儿他们要来收钱，太贵，逃吧。”

　　“不，这里不是你想像的那么轻佻和无聊，这里的电影都是精选的，很值得一看。《小武》其实不错，只是方言……其他片子不会有这种情况。”

　　“我没有说它有什么不好，我，实际上有点儿困了。”

　　“那好吧，我自己留下。”

　　“有空来南京玩。”

　　己悦说着，拉起女朋友的手。新疆人懒洋洋站起来，神情古怪地对我行个军礼，转身和他们走了。

[spell]

　　“请出示会员卡。”

　　“没有。”

　　“请办一张。”


　　“怎么办？”

　　“交120元，做个登记。”

　　在哪里都逃不了手续。名字、职业、地址、联系电话，甚至身份证号码，都是为自己设置，而归别人使用。

　　不想写自己是个学生，大学一年级时就有人以为我是大四的学生，毕恭毕敬叫我师姐。许多出道不久的人与我一起抽烟、喝酒、谈论色情，甚至请教我问题，但知道我是学生后掩不住满脸尴尬，马上装出与我有代沟的样子。向往成熟，表现睿智，三毛童年渴望玻璃丝袜，我在十四岁时拥有第一双七厘米高的四码白色高跟鞋，婴儿生下来就是老人。

　　没有职业、没有地址、忘记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没有特别喜爱的电影，不懂电影流派……

　　“只有一个名字说明不了问题。”

　　“两个名字也说明不了什么。”

　　“我是说，你至少留个电话，不然找不到你。”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了，好莱坞明星的名言。”

　　“我们有活动时得通知你。”

　　“我找一下，刚换了新号码，告诉别人以后就忘了。”

　　有一束目光从东北方向射来，他在与人交谈。抵肩碎发，木村拓哉的最新造型，柔顺，却不乌黑发亮，是经过精心雕琢的随意，尤其在阳光下，有一缕风，发梢漫不经心飘忽。我不认识他，但认识他旁边的顺子，顺子一周以前向我约过稿，描述一个小资男人，我写了橙子，同时把新的电话号码打到他的呼机上。

　　我向他们走过去时，顺子正向他索要最新电影信息。

　　“顺子，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你没搞错。我看看，还在呼机里，没有删去。”

　　顺子低头按呼机时，我面无表情望着他，他浮着一丝笑意，目光摄人。

　　“顺子，我刚才跟你的仇人在一起。”

　　“谁？”

　　“你要杀的新疆人。”

　　“是吗？我在日记里杀过他，他却让所有人知道我杀人未遂。”

　　“他已经走了，不喜欢这个祷告与眉来眼去的地方。”

　　“是吗？”

　　顺子一抬头，发现我正盯着他旁边的人，诡秘一笑。

　　“他叫乔治，职业杀手。”

　　“是吗，橙子给我提过这个人，他应该改名，比如叫容器。”

　　容器一言不发看着我，我目光落在他鼻梁那颗清晰的黑痣上。

　　《苏州河》马上开始。名叫马达的男人骑着一辆摩托，从城市的一端到另一端。寻觅他爱过的小姑娘。顺子坐在我的旁边，他像新疆人那样打瞌睡。容器在离得不远的吧台，我忍不住几次回头去看他，目光碰在一起时，心会轻微一阵疼痛。他的脸在昏暗中，很容易找到。

　　一见钟情的俗套，我想节制。因为我有个经验，它无法避免无疾而终的俗套。

　　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回头，焦虑，一场灾害将要降临。在空空荡荡中，依靠回忆度过了漫长的日子，害怕有太具体的事情发生。况且与丹尼刚刚住在一起。我的手心有些冰凉，我想离开这个地方。

　　电影一结束，我便推门而去。感觉整个体重都集中在了心脏，橘色高跟鞋的声音像是别人的。那条坡很长，突然踩了一下裙摆，意识到自己处于慌乱。出租车总是不来，终于来了一辆。跳上去，听到的是电台的声音：

　　“孤单的人那么多，快乐的人能有几个。”

　　接着是情感热线节目，一个男人问为什么爱总是那么难，为什么跟自己所爱的人总是不能在一起，却要跟自己不喜欢的人过一生；主持人告诉他首先要懂得爱，才能获得爱。

　　“换个频道。”

　　司机从容地把拨弄一下按钮。车里的空气凝滞。我努力去想别的事情。我想广告，怎么表现江边大道的长，一人说，用装满红的、黄的、绿的、蓝的、橙的颜色美酒的酒杯，排满整条大道；另一人说用运动、玩耍、谈情、眺望等系列生活场景的照片拼成一条逶迤的江岸线。我想绿化地带为什么总像公园一样热闹，每个早晨都有许多闲人在绿荫下闲聊，一个老人用辨不清原色的网袋斜背一把旧式的折伞，像古代的武夫，还有一个患痴呆症的少年，傻呵呵地笑，拼命摇晃他妈妈的手，一挣开就高抬腿往前跑；我想恐龙化石展，海报上是一条恐龙分成两部分，腰部至尾巴是骨架，腰部至脑袋是原貌，许多六岁以下的孩子去参观，排成恐龙一样的队伍，他们的老师有的穿透明的黑纱上衣，跟迪厅里领舞的小姐一样……

　　终于到家了，华西街44号602号房。傍晚七点，垃圾已经被收走。打开门，丹尼已经在里面，他在我不在的时候放黑豹的音乐，正是那家喻户晓的“你到底爱不爱我”，见我回来，热情迎上来亲一口，然后换了张CD，《村上春树爵士印象》。

　　“你可以不换。”

　　“你对村上情有独钟。”

　　“除了你，我喜欢很多东西。”

　　“那你为什么跟我在一起？”

　　“生活呀，喜欢是幻觉，不喜欢才是真实的，我一年四季随时发情，只有你让我落到实处。”

　　“迟早有天我会受不了的。”

　　“不单你，我也在忍受，没有情人的世界一片黑暗。”

　　“那你去找呗。”

　　“都消失了。”

　　“我不愿看到你念念不忘的样子。”

　　“那你希望我有新欢。”

　　“如果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勉强。”

　　“不是勉强，是惯性，像许多互相取暖的人那样。”

　　丹尼不出声了，这一晚，我们没有拖地板。

[spell]

　　入夜，我和丹尼和衣躺在床上，我感到疲惫。

　　他用手指轻轻地梳理我的头发，把遮住脸的部分拨开，轻轻地亲一下我的嘴唇，唤一声“宝宝”，我没有应。他又用指尖在我手臂、背部、腰部划来划去，再回到颈部打一个圈圈。


　　我侧过身去。他吻了吻我的头发，手从背部滑向我的腰部，轻轻贴在上面，护住我的肚脐。

　　他的呼吸变粗，气喷在我的头发上，耳廓有些痒。他的手向下滑去，伸向我的内裤，迟疑了一下，又把手缩回去，开始伸向我的胸部，轻轻揉捏我的乳头，然后按住乳房。他的性器一直鼓着，抵着我的臀部，能感觉到它的蠕动。

　　他紧紧抱了我一下，然后试图扳过我的身体，我僵在那里，他只好松开了手。

　　我睁着眼睛，对着墙，对着黑暗。暗处没有容器的脸。没有汉森的脸。没有橙子的脸。所有日间见过的脸都不在这里。黑暗也是这样望着我，只能看见它的脸。

　　从黑暗中入梦，进入海。这是第二次，与第一次不同。海水不是蔚蓝的，颜色很淡，在日光下发白。我捧着一束百合站在岸上，想寻找一只旧木船，想把百合放在船舷，想把自己葬在海里。我看见了一群贝壳少年，抬着一只旧木船，去赶海。我嫣然一笑，想追上他们，一起赶海，可怎么也追不上。我高声叫他们，“喂！”没有人听见，没有回头，没有人停下，我一遍遍地叫都无济于事。

　　百合在烈日和海风下，很快就蔫了。我想给它浇一点儿水，可只有海水。我在岸上等，远远看见有座木桥，走过去，木头都有些朽了，缺了几块桥板，随时可能掉进海里去。桥面有个旧轮胎，用绳子绑着。我放下百合，趴下，双肘抵着桥面，脑袋从轮胎穿出去，肩膀抵着它。童年时也玩过这种游戏，小小的肩膀，小小的身子，一下就穿过去了。这样看海才能看到蔚蓝。日落时就是金光一片了。

　　要赶在天黑之前沉入海底，我对自己说。于是退出轮胎，拾起百合。走向桥的末端，忽然想起，这不是桥，它一端连着岸，另一端呢？无边的海水。我走过去，正面直立着倒向海，一点水花都没有。我等着看见五颜六色的小鱼和黄色的珊瑚。可一直没有沉下去。相反，我仰面浮在水上，百合完好无损在手中。身体很湿，冰凉冰凉的，在湿里头，起不来，也挪不开。

　　“宝宝，醒醒，宝宝，起来。你流血了。”

　　丹尼推搡着我，我不情愿地睁开眼，头很痛。动了动身体，看见了床单上一滩血渍。是月经，上个月是28号来的，这个月提前了六天。对了，潮湿的感觉，希望下一次月经周期再短一点，可以早些见到海。

　　丹尼手忙脚乱地从衣柜里找出我的护舒宝，取出一片。我一把抓过来，褪下内裤，再打开衣柜翻找一条干净的，然后胡乱撕开护舒宝的包装。

　　“宝宝，你别急，别急，急了就弄不好。”

　　我一听觉得好笑，他瞎掺和什么呀。

　　在丹尼的帮助下，我很快把自己弄干净了。那一刻，我的鼻子有点儿发酸，他为什么要这样，我经常诋毁他，在所有人面前把他说得像哈巴狗或者发情的野猪，甚至当着他的面去跟别人调情。

　　“宝宝，你怎么了？”

　　“事实上我不讨厌你。”

　　“我知道。”

　　“但也不喜欢。”

　　“我知道。”

　　“你不适合跟我在一起，会很苦。”

　　“我自己做的事情很清楚，我不想看着你没人照顾。”

　　“你活着就是照顾别人的吗？你怎么这么无聊？”

　　我忽然叫嚣起来，很生气，很无助。丹尼伸手抱住我，把我的头埋在他的胸口。

　　“安静一点儿，安静一点儿。去洗脸刷牙，我昨天买了酸牛奶，你带在路上喝。要不，你跟我一起打车，先送你去公司，我绕个弯再转到越秀桥上去。”

　　他用湿毛巾擦擦我的脸，把牙膏挤好，然后和杯子一起递给我；刷完牙，他把洗面奶一点点敷在我的脸上，用指尖轻轻按摩。我麻木地站在那里，任他摆布着，甚至用冷冷的目光看着他。在这个早晨所做的一切，他将会在不久后明白：没有丝毫意义。

[spell]

　　再见容器已是一周以后，同样在礼拜天下午，Take Five放电影时间。

　　这次是经典与变奏系列的《秋刀鱼之味》与《变态家族》。日本电影在中国的反应与小说相似，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说它变态。我对日本文化有些好感，尤其“变态”电影，它把潜伏在人内心的危险像蚕丝一般抽出来，让人对自身产生恐惧，有自毁的冲动，很过瘾。


　　来的人比上次少，但同样在衣着方面有个性标榜的嗜好，比如戴造型古怪的帽子，穿粗布对襟上衣，挎藤织大如买菜篮子的手袋。还有种莫名的优越感，喜欢在闲谈中显得有智慧，攻击而不太挑衅，自嘲而又带着挖苦。

　　电影放映前，打扮得很精悍的皮先生通知：该影迷会的头头宁先生下午会出席。我脑海掠过一个录像画面：宁先生坐在户外空地上，背景是一片空旷，许多摄影机对着他。正是王磊的电气运动音乐。

　　会结束后次日，宁先生以一个音乐代言人的身份接受采访。其中一个摄影机，从地面往上拍摄，从宁先生的鞋，扶在膝盖的手，到他的嘴唇、鼻孔、毛孔，全部来个特写。配音自然是宁先生权威式的讲演，讲的是地下音乐与商业包装。那时未接触电影，接触后才知道有个术语：声画错位。

　　这位宁先生到底长得怎样，一直是我心里的谜团，终于可解。进来个矮男人，其貌不扬，三十岁光景，圆脸，头发很少，有股霸气，穿一条膝盖剪了若干个洞的牛仔裤。这就是以前卫著称的宁先生了。

　　容器跟着宁先生进来，穿了一件图案简单但神秘的蓝色T恤，黑色牛仔裤是今夏流行的裤腿上翻的那种。他倚着门，双手交叉在胸前，扫一眼屏幕，目光开始转向座席，在我身上停留两秒便移开了。他的表情总是很平淡，又显得心不在焉，好像在任何地方都不适应，为应付而存在。他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天气，不晴、不阴、不下雨、不刮风，近似多云，却又不浓密，缓慢移动着。他的嘴唇单薄，像固执停在四季枝头的叶子，即使昏暗中也轮廓清晰。

　　他走向吧台，低垂着头。经过我前面时，我的心颤了一下，希望他稍作停留，可他毫不犹豫迈了过去。他在吧台边上坐下，独自发了一阵呆，再向宁先生他们走去，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即使说话时，目光也是那样一阵飘忽。我判断他并非对话题很感兴趣，仅为了加入和说话。朝那个角落望了很久，始终再碰不到他的视线，兀自怅然起来，觉得像孤单单的两个影子，再寒冷也不愿靠近。

　　听橙子说他已失业，为找一份不用朝九晚五的工作而主动失业。他在等待幻想，而非现实，又或应付现实久了，蜷在自我世界里幻想一下。他没有许多失业人那样的惶惑与失意，纯粹跟自己玩。

　　置身《秋刀鱼之味》冗长的剧情，我开展各种想像。仿佛从见他第一眼起，我的日常事务就多了一项，揣测容器。把他变得复杂难懂，赋予他各种特征与定义，把他想得无辜受伤或坚强无比，想成情人或孩子，并且不断提醒，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有个习惯：跟自己恋爱。做好许多爱情圈套，往自己身上套，玩着又觉得孤独，决定多套一个人进来，于是假设好对象，假设好空气和马路，适时发生。这一次是关于容器，找一个装自己的容器，精致如香水瓶。一个英文名叫乔治的男人在此时出现，便是了。

　　《秋刀鱼之味》映完，皮先生忽然站在屏幕前发问：

　　“小津安二郎是个很出色的导演，大家有什么看不懂的吗？”

　　这个问题让在座的人茫然，问得不专业怕被人嗤之以鼻，承认有看不懂的地方本身就更需要勇气。冷场了十秒钟后，皮先生提高了嗓音：

　　“随便问嘛，大家交流一下。”

　　终于有个体态丰腴的长发女孩举起了右手：

　　“我想问一下，秋刀鱼是怎样一种鱼？”

　　“日本人常吃的鱼，体形狭长，扁扁的。”

　　皮先生在日本留学八年，回答这个问题，就像北方人解释二锅头的度数。

　　“是不是就像咱中国的鲈鱼呀？”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我身后响起，接着有人窃笑，我回头看一眼这个发问的男人，他的西裤很白，翘着的二郎脚不安地放了下来，在地面搓了两下，不知打算怎么摆放。

　　“噢，不是。”

　　皮先生温和地否定了他的猜测，神情如遗憾的教授。

　　“广州许多日本料理店都有卖，味道有点儿酸。”

　　坐在吧台的容器插了这么一句，无聊的秋刀鱼问题打住了。我兴奋地望了容器一眼，他还是表情淡淡地坐在那里。

　　“大家趁着中场休息，跟宁先生照个合影吧。”

　　皮先生发出邀请，只有稀疏几个人从座位上起来，看着其他人没动静，又坐下了。这时容器过来了，在几张桌子间穿梭，边走边说：

　　“自愿啊，会刊要出个全家福，就当起来散散步。”

　　“能不能改天单独跟宁先生合影呀。”

　　坐在最前面的一个女孩懒洋洋地朝容器看来。

　　“随你。”

　　容器简短吐出两字，径自到门外去。

　　“自认为漂亮的女孩子，站到前面来。”

　　皮先生一提议，女孩们都退到后面去了，宁先生和几个男人站在前排。最后一排的人多，断成不规则的两半，容器和我恰好在断层。我想站上一个台阶，与他并肩，终又没站上去。

　　“大家别太拘束，亲近一点儿。”

　　皮先生要按快门的一刻，一只男人的手从左上角伸过来，轻轻搭在我的右肩上，未及一秒钟又从肩上滑去，“咔嚓”一声，合影完成。

　　在接下来的100分钟影片里，我回忆了100遍那只男人的手。羽毛一般滑去，来不及看清他的掌形是否优雅，手指是否修长，指甲是否光洁，也来不及留在菲林里，在身后移动着的手,了无痕迹。

　　只有我知道那是容器的手，他到来过，转瞬即逝。他也许无意，也许漫不经心。可我宁愿把他想成有意的，以至若干年后，我忘记了容器和Take Five的一切，还有一只温柔伤害过我的手，羽毛一般拂过的手久久停在无助的青春里。我唯美和制造感动，这样方可找到生活继续的理由，等待然后和然后。

　　电影一结束，我像抢闸的水离去，害怕不可自制的心痛。如果一切是无法的开始，就在自己的爱情圈套里自缚自怜吧。

　　“你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Lolo，我的呼机电池不足时，它显示这样的信息，这就是我的名字。”

　　“Lolo，Lolo是吗？”

　　“不是别的。”

　　“我们下周在沙面有个Party，你来好吗？”

　　“我只是学生，我不懂电影，不懂格里菲斯或者布烈松，我去了无话可说，会很孤独。”

　　“没有关系，你来吧。”

　　容器就站在面前，我望着他，内心有无数叶子簌簌落下。多么艰难啊，我假设好对象，假设好空气和马路，可将要发生时，我又宁愿结束，因为想到无力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