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诸葛亮严酷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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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尚，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诸葛亮传第五》]


“物理其本，循名责实”八字是名法家的精义，历史记载，诸葛亮治国并非严格按照法律行事，故“刑虽峻而无怨者”，原因是“其用心平而劝戒明”。是道德治国的典型例子。

然而，所谓“刑虽峻而无怨者”，说明民虽无怨，然终掩盖不了严刑峻法的事实，谓之酷吏，并无不可。法家之用法，固不容失之轻，亦断不容畸于重。就这一点来说，诸葛亮之治国，就刑罚偏重来说，并非完全符合法家法治的精神。但是，作为法家精神的另一方面，即审时度势来说，在诸葛亮所处环境下，严刑峻法也是时势所需。事实上，“酷吏”一词，其实并非贬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需要酷吏的。


作为诸葛亮严酷治国的例子，《三国志》中裴松之记郭冲谓：“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裴松之分析并无此事，但我认为郭冲不至于无中生有，可能诸葛亮此话未必是与法正对答，有可能是法正问刘备，诸葛亮代答之言，而且该言在理，是当时治理蜀国应该采取的政策。诸葛亮生性刻板，乏于应变，执法过严，应属正常。正因如此，法正亦有效仿诸葛亮之处：“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省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国志・庞统法正传第七》]

在诸葛亮死后，蜀国再无其政，这种特点正好符合“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定义，故说诸葛亮之治为人治，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