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天桥底下看女人的内裤【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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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躲在天桥底下看女人的内裤，是在1983年的夏天。那一年我和辛强18岁，夏日寒和丁鸿17岁，黄国歌20岁。我们都是住在李家宅的邻居，因为那时候流行打群架，所以为了打架时不吃亏，我们便就近拉帮结伙，混成了无话不谈的狐朋狗友，当时好像还搞过一个结拜仪式，学着三国演义刘关张，“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了一回。当时，我、辛强还有夏日寒都在漂来机械厂办的技校里读书，我学的是车工，辛强学的是钳工，夏日寒则学电工。黄国歌这时候是待业青年，所以自己开个水果摊，做起了个体户。丁鸿还在念高中，是一所区重点中学的学生，明年就要考大学了。丁鸿是我们这些人中，唯一能考上大学的人。

丁鸿虽然是我们这些人中的老五，但是不太跟我们在一起混。他们家把他管得比较紧，一看到他和我们在一起，就会把他叫回去。他爹妈都是中学老师，他们住在李家宅，但从不认为他们属于李家宅。我们给自己起的诨号是“李家宅五虎”，然而在一起活动的通常只有四只自称是老虎的土狗。

1983年夏天，我们这五只“老虎”终于很难得地凑齐了。起因是附近陈家浜著名的小拉三华晓诗看上了我们白面书生一样的老五，便总是来骚扰他，把丁鸿弄得很烦。丁鸿年纪最小，却是我们这些人中最有主见的，虽然华晓诗脸盘长得漂亮，奶子又大，还很开放，但是他一点都不为所动，有时候还要一本正经地教训人家，搞得华晓诗很没面子。所以她去找了“陈家浜八龙四凤”的小头头张亮。华晓诗是张亮众多女朋友中的一个。一想到有人竟然连他的女朋友都看不上，张亮就觉得自己也很没有面子，便带着这些叫做“八龙四凤”的散兵流勇，在陈家宅通往外面的必经之路上去截丁鸿。

当时正好是放暑假，丁鸿虽然不用去读书，但考上了区教育局办的数学竞赛班，所以每个星期要到区青年宫上两次课。每次去上课，丁鸿都会被“八龙四凤”逮个正着，被人抽耳光、撕破衣服或者将书包里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

一般来说，丁鸿受了委屈的时候，都会通过正常渠道向老师或者父母申诉。但是，这一次情况有些特殊，“八龙四凤”中没有一个人在丁鸿所在的区重点中学就读，老师有力也使不上来。同时，“八龙四凤”都是聚居在陈家浜地区的苏北人的后代，对我们整座城市来说，苏北人一直都是一个很怪异的存在，他们总是围着我们城市的臭河沟子而居，干着我们城市里最卑贱的工作，从倒马桶到在澡堂里给人搓背，无论宁波人、苏州人、无锡人还是本地原住民，都不愿意和苏北人通婚，所以丁鸿的父母和本城的其他居民一样，都相信和苏北人之间没有道理可讲，通过父母之间搞一些外交活动来解决问题，显然不可行。而且这种事情又太小儿科，派出所也肯定不会插手。

所以丁鸿很苦恼，只好来找我们四个帮忙。虽然我们四个心里也挺怕那些自称是“八龙四凤”的家伙，但一想如果连结拜兄弟的事都不敢管，传出去后难免被人议论。我们怕自己背上不讲义气的坏名声。那时候，不讲义气要比乱搞男女关系还难听，而乱搞男女关系通常又是人们要搞臭一个人名声时所能动用的最锋利的武器。所以思前想后，我们四个只能硬着头皮，在一个星期四的早晨，护送丁鸿前往区青年宫。

在盛夏早晨充满舞台写意味道的强光中，我们大摇大摆目光锐利，让嘴巴和牙齿绷紧出一脸的横肉来，好像我们是一群无恶不作的流氓。很快，我们在陈家宅的弄堂口，被另一些认为自己是流氓的家伙堵住了。他们12个，我们5个，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一开始只是和对方不断地骂仗，恶声恶气中还带着一些摆事实讲道理的意味，一厢情愿地希望对方能良心发现，放弃这种纠缠不休的活动。但是，实力摆在那里，没有人会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跟你废话。在那个叫张亮的家伙大手一挥之后，12个跟我们年龄和个头都差不多的男女就扑了过来，两个打一个还能剩两个机动人员，所以我们的劣势可想而知。当时我心里甚至都想好了，虚晃几下之后，就赶快走人。

这时，夏日寒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了一惊。他撩起汗衫，从贴肉的裤腰带上拔出了两把油腻腻的菜刀，张牙舞爪地挥动起来。这个动作实在是太有想象力了。以前我们不得不跟人打群架时，所能想到的最厉害的武器不过是工地上的板砖，而且一般只是拿来虚晃几下的，实在被逼急了也专挑对方皮糙肉厚的地方下手。武器对我们来说，就像原子弹一样，只是用来威慑的。但夏日寒却动用了菜刀，而且每一刀还都要往别人最要害的地方砍。这家伙平时最喜欢听“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拼命堵枪眼”之类的故事，每次还都能听得热泪盈眶，一门心思地想去做烈士之类的人物，我猜想夏日寒一定是从“八把菜刀闹革命”中，获得了搞这个行动的灵感。从今天早上他一脸睡意朦胧的样子来看，他肯定为这个好主意激动得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在夏日寒的菜刀攻势下，“八龙四凤”的小头头张亮最先被吓傻了，忽然明白当流氓和过家家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便大叫“杀人啦”，带着“八龙四凤”一路落荒而走。

在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我们就大获了全胜。

那天我们的心情非常好，连丁鸿也觉得做流氓比参加数学竞赛更风光。所以临时改变主意，决定逃课一天，跟我们四个一起好好庆祝一下。

黄国歌花了一毛一分钱，在烟杂店给大家买了一盒劳动牌香烟，然后我们躲到离李家宅很远的大街上，一口接一口抽起这种呛得我们眼泪直流的劣质香烟，脸上还配合着目空一切不三不四的神情。街上的行人在经过我们时，投来的都是打量坏蛋的目光。这让我们的心情愈发愉快起来，好像我们真的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坏的一群流氓。

我们就这样在街上闲逛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还让黄国歌请我们吃了一碗小馄饨。把最后一点带着油星子的馄饨汤都喝进肚子里后，坐在饮食店油腻的店堂里，我们有些不知所措。显然在大街上抽劳动牌香烟已经提不起我们的兴趣，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新鲜的刺激。

忽然，沉思中的黄国歌吃吃的笑了起来，脸上的笑容潮湿而暧昧。他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神秘兮兮地向我们招了招手：“走，我们到外面去说话。”
我们排列成一条带鱼的样子，随着黄国歌的步伐向前蜿蜒。在确信周围已经没人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我们的形状绕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

“你们知道吗？金色天堂路那里造了一座天桥。”黄国歌说。

“我知道，前两天晚报上专门登了一条消息，还说这是我们漂来的第一座人行天桥呢。”丁鸿一下子来了精神。当时，整个李家宅123户人家中，只有3家人订了全年的漂来晚报，丁鸿家就是其中之一。
“人行天桥？人行天桥是什么东西？”辛强显然对这个新生事物很感兴趣。

“傻瓜，听名字不就能明白了，当然是让人过马路的桥了。”夏日寒不屑地撇了撇嘴。

“过马路干吗还要造桥呢，你想在哪里过就在哪里过呗。”我说。

“就是就是。”辛强连忙附和。

“不是啊，你们想想看，以前你们在人行横道上过马路前，是不是都要看一下红绿灯呢？现在不用了，不管红灯绿灯，只要你想过马路就能过马路。而且还很安全，不用怕被汽车撞到。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啊。”丁鸿的脸上带着真挚的微笑，对我们循循善诱着。

丁鸿的情绪显然感染了我们，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点头称是，露出心悦诚服的神情来。只有黄国歌的脸上还保持着那种潮湿的笑容，不屑地撇了撇嘴：“它是不是用来过马路的，管我们屁事。我想跟你们说的是，躲在天桥的楼梯下面，能看到女人的裙子里面穿什么短裤！”

我们的呼吸一下子停止了。虽然因为营养不良，我们十七八岁的时候长得还不如现在十四五岁的小孩那么茁壮，但是该长出来的地方还是都不可避免地长出来了，我们知道黄国歌的话里面还是很有点意思的。

“真的吗？是谁告诉你的？”咕嘟，夏日寒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其他四个人也顺着夏日寒的咕嘟声，将忍在自己嗓子眼上的声音释放了出来，连讲述者黄国歌也不例外。

“是小拉三亲口告诉我的。”黄国歌犹豫了片刻，然后说。

“哪个小拉三？”丁鸿问了一句。

“就是住在36号里的那个国际海员家的女儿。”我说。

“为什么叫她小拉三？”丁鸿又问。

“你要是看过她穿著那条短裙子坐在弄堂口乘风凉的骚样子，你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叫她了。”夏日寒一脸幸灾乐祸地说。

“小拉三到底告诉你什么啦？”辛强还在那里对着黄国歌追根问底。

“她说有一次在上天桥的时候，忽然一低头，看到楼梯和楼梯之间都是镂空的，她脑子忽然转过一个念头，如果这时候有个男人站在楼梯下面，岂不是连她的裙子里面穿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吗？”

“小拉三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为了赶走脑子里那些像国旗一样在头顶上飘扬的各色短裤，我忽然不怀好意地挤兑起黄国歌来。

“没……没什么，我跟她也就一般关系。算了，我们还是说正事，你们想不想到那里去看一看？”黄国歌大声地提议。

我们大家都沉默了，心里没有了主意。

“去就去，谁怕谁啊！”夏日寒咬了咬牙，恶狠狠地说。

黄国歌看了我们其他三个人一眼，我们都不作声。
黄国歌也不说话了，自顾自向着金色天堂路的方向走去。我们又重新成为了一条带鱼，在大街小巷中无声地穿梭。午后的阳光让我们头上身上不断渗出一滴滴汗水来，像大把大把的金币顺着地心吸力的方向哗啦啦地坠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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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们就真的看到了那个新造的过街天桥。它黑漆抹乌地盘踞在金色天堂路最大的一个十字路口的半空中，从街的这头硬生生地伸到了街的那头，像有人用菜刀在天空上拉了一个口子，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刀疤，连夏天的艳阳也被挡在了后面。我们的脑子里好像也被人拉了一个口子，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马路上原来真的是能造桥的。

我们更加沉默了，迫不急待地从天桥的这头爬上去，然后从桥的那头走下来。我们甚至忘了继续作出那副大摇大摆的流氓样子。在来来回回走了两次之后，我们在桥的中央停下来，一面抚摸着桥上的塑料栏杆，一面不停地往下张望。

车在我们的脚底下不断穿来穿去，我们忽然意识到，现在马路上开的车已经比过去增加了许多。站在天桥上面，马路在我们的感觉中似乎真的变成了液体。我的心里忽然隐隐有些不舒服。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我想在哪里过马路就能在哪里过马路，有一次除了丁鸿之外，我们四个人甚至还沿着马路的中线，大摇大摆地从路的这端走到了路的那端，眼看着那些三三两两的汽车，为了躲避我们而惊慌失措地从身边滑过。

天桥一下子破坏了我们对马路全部的认识。我们第一次隐隐地感到马路造出来不是让人随便乱过的。马路突然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唉，没意思，真没意思。干吗要造这种玩意啊？”夏日寒忽然深有感触地说。

除了丁鸿用明亮的眼睛看了夏日寒一下，其他人都垂头丧气地沉默着。

“好了，咱们该干正事了。”黄国歌伸了个懒腰，打破了沉默的局面。

然后我们又像一条有些疲惫的带鱼，尾随着黄国歌走到了天桥的楼梯下面。

我面朝马路在楼梯的反面不安地坐了下来，满脸通红，根本不敢让自己的眼睛往上瞟去，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一刻盯住了我们。咔嗒咔嗒咔嗒咔嗒……，沉闷而细碎的脚步声不断在我们的头顶上响着，天桥的暗影像一头无边无际的巨兽将我们吞没在里面。

黄国歌忽然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向阴影外面走去，并在我们也想站起来尾随他的时候，丢下一句话来：“你们等我一会。”

我们看着他的背影跨出马路，跟天桥平行着向对面狂奔而去，消失在了一家商店里。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包东西，又向我们飞奔而来。他带着一脸老炊事班长般的笑容，往我们每个人手里塞了一支棒冰，是那种价值一毛钱的大赤豆棒冰，比八分钱的小雪糕还昂贵，体积是一般小赤豆棒冰的两倍，而且还含有奶油，所以虽然名字还叫棒冰，但样子是白沓沓的，含在嘴里时，有一种雪糕才有的味道。那时候我们吃这种大赤豆棒冰的机会很少，所以我们不约而同地向黄国歌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我们像啃熊掌一样，慢慢地品尝着大赤豆棒冰冰凉甜润的味道，我们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放松，开始偷偷地抬头向上张望，试探了几回之后，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于是我们愈发放肆地观看起来。

那时候，我们城市里的姑娘们还没有经验心无邪念，根本意识不到站在天桥下面，能看到她们裙子里面的事情。同时那时候她们裙子里面穿的东西还不叫内裤，我们城市里的人们还喜欢把它们一律统称为短裤，而且它们的样子还确实与它们的名字说不出来地般配，基本上都一律是平脚裤，很少有三角裤。构成它们的材料、质地、颜色千奇百怪，有的确凉的、卡其的、棉布的，有用多种布料拼凑而成的，也有直接用旧长裤剪短的，有红的、蓝的、绿的、白的、咖啡的，还有花的，宽大而又冗长，诚实得就像当时姑娘们不施脂粉的脸蛋。然而我们还是被打动了，每一个姑娘从我们的头顶走过，我们便会觉得眼前飘过一面闪亮的锦旗，像太阳一样灼伤了我们的眼睛。

“哎呀，你们看辛强的小钢炮支起来了！”长着一脸青春痘的夏日寒压低嗓门指着辛强说。

“不是不是，你们别听他瞎说。”也长着一脸青春痘的辛强连忙慌乱地辩解着。

我们其他人则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我们的情绪变得越来越高。我们一边看，一边还品头论足起来，姑娘们和她们的短裤为一些恶俗的笑话提供了必要的佐料。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终于从天桥下面离开。我们五个人肩并着肩，像《大浪淘沙》里那几个闹革命的结拜兄弟一样欢快，挺着胸膛，在嘴里不断唱着：“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身后的影子像勾连在一起的波浪，涌过一条又一条街道。



我们第二次躲在天桥底下看女人的内裤，是在五年以后。1988年是我们的好日子。虽然那一年铁路上老出事，全国各地也常闹些水灾旱灾之类的，但是对远离内地的漂来来说，只是意味着多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无任何实质意义。在这一年，我们兄弟中的辛强考上了八级钳工，因为被评为青年技术标兵，所以就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漂来机械厂三分厂锻压车间的青工班班长，从此，每个月都能比我和夏日寒多挣23块5毛钱。同时，这一年的漂来机械厂也出奇地红火，常常能从全国各地收到许多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机床的订单，同时我们还在为军队生产坦克车的履带。那时候，我们城市里忽然多出了很多叫做倒爷的家伙，在他们为钢锭、煤炭和车皮挤破脑袋的时候，漂来机械厂总是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最廉价的钢锭、煤炭和车皮，每个月把剩下的部分交给我们厂的三产公司倒手，也能赚到一大笔利润。所以，那时候我们每个月都能挣到好几百块的奖金，甚至比我们的工资还要多。至少在李家宅和陈家浜地区，许多家里有适龄女儿的父母都已经盯上了我们这些漂来机械厂的青年技工。

因为当上了青工班长，所以我和夏日寒都鼓捣着辛强让他请客。辛强欣然同意了，并决定把我们当年的这些结拜兄弟叫到一起，痛痛快快地喝一次啤酒。黄国歌一请就来了。当时他是我们这些人中情况最糟的一个，前几年他靠日益红火的水果生意挣到了几万块钱，后来看到做倒爷能挣得更多，就跟几个来路不明自称后台很硬的家伙凑在一起，为一些没边没影的钢锭煤炭批文把钱都给交了出去，等到他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以后，他的那些合伙人也就没有了踪影。水果贩子黄国歌又重新变成了一个穷光蛋。看到我们哥几个还能时时想到他，黄国歌总是很感动。

丁鸿却不怎么领我们的情。那时候他已经是漂来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学生，同时还是他们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正筹措着要到遥远的亚美利加去留学。我们请了他好几次，他才勉强答应要来。但有言在先，只能来半个小时，因为星期天下午学生会还要请一个哲学家来演讲尼采和存在主义。他抬着头，眼望蓝天白云，尼―采，还有存―在―主―义，一字一句，生怕我们听不明白似的。而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听不明白，就忍不住对年纪最小的丁鸿有些莫名其妙的崇拜。

星期天中午，我们在弄堂口摆好桌子，买来了30升散装啤酒，还从饭店的熟食柜台买来了一堆油煎带鱼、白切猪头肉、叉烧、猪耳朵、猪肚、酱蹄胖、炸花生米之类的东西。从十一点一直等到十二点，丁鸿还是没有来。散装啤酒的泡沫已经顺着那几个钢精饭锅的盖子飘散到空气中去了。

“咱们就别等他了吧，反正这小子也没把我们当朋友。”夏日寒终于有些不耐烦了。

“别急别急，我去他们家看看。”辛强还是保持着一脸憨厚的笑容，然后迈开矫健的步伐，向弄堂的尽头走去，背影很快消失在了拐角处。

大约过了五分钟，那脸憨厚的笑容就又出现了，黄豆般的汗珠一颗接一颗，在上面滚来滚去，在汗珠下面似乎还有些沮丧。

我们还是有些期待地向他的身后看去，一直等到他距离拐角五米时，还是没有丁鸿的身影，我们知道丁鸿今天是不会来了。

“哼，我早就说过，丁鸿根本就没有拿我们当朋友。”夏日寒随手拿起几颗炸花生米，卡巴卡巴地咀嚼起来。

“不是不是，他原来是打算要来的，但是他们学校硬要他去陪那个什么学家吃饭，所以就来不了啦。”辛强的脸涨得通红，好像受到责怪的是他自己一样，结结巴巴地解释着。

“还在一厢情愿？老实跟你说吧，自打考上大学起，丁鸿就开始看不起咱们几个了，好像沾着咱们，就丢了他的脸似的。T.M.D，不就是臭老九一个吗？当年没咱们照顾他，他能有今天吗？”夏日寒不等大家，径自拿起杯子从饭锅里舀起一杯啤酒，恶狠狠地喝了一口。

“你再这样说丁鸿，我可要跟你翻脸了。”一向好脾气的辛强也终于发起火来。

“少说两句，你跟辛强较什么劲啊？”我连忙给夏日寒使眼色。

“就是就是，大家都是好兄弟，大家都是好兄弟。”萎靡不振的黄国歌也跟着附和了几句。

“行，辛强，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说了。咱们喝酒，我来敬你，咱们是真正的好兄弟。”夏日寒又拿起一个杯子，从锅里为辛强舀了一杯啤酒，递了过去。我和黄国歌也连忙给自己舀了一杯酒，大家拿起杯子狠狠地碰了一下，开怀畅饮起来。

我们喝没有了泡沫的散装啤酒，我们吃油渍嘛花的猪头肉，喝得眉飞色舞，吃得神采飞扬，只有黄国歌一直郁郁寡欢。

“老黄啊，喝酒的时候就不要想生意的事情了。”我说。

“就是，不就是赔了点钱吗？哪儿跌倒就哪儿爬起呗。”夏日寒应和。

“不行的话，你再去做你的水果生意嘛。”辛强也劝道。

“唉，你们不知道，”黄国歌像条丧家之犬，目光呆滞胡子拉茬，“我这次不仅输得净净光，还在外面背了一屁股债，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人要倒霉，喝凉水都碜牙，一点没错。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这算什么话，你不是还有我们这帮兄弟吗？”我为他鼓劲。

“就是就是，这三年我存了一点私房钱，你先拿去做本钱吧。”辛强嗫嚅着，小心翼翼地从裤子的内插袋里摸出了一张揉得皱巴巴的存折。

辛强还没有把存折交到黄国歌手里，就被夏日寒抢了过去。他打开存折看了看，露出了一脸不信的神情：“妈的，五千多块，辛强你每个月的工资不是都交给你爹妈了吗，哪还来这么多钱啊。”

“呵呵，是每个月的奖金和津贴存起来的，平时在厂里和到外面去吃喝也都是你们在请客，所以我的钱就省下来了。这笔钱其实应该算是我们大家一起的，本来就是准备在大家需要时拿出来的。”辛强低着头，看上去有些害羞，同时又有些自豪。

“妈的，你这个老财迷，还真有一套啊！”我忍不住狠狠地拍了一把他的肩膀。

“老黄，你也知道，我是个大漏勺，平时有钱就花，不像辛强那么有钱，只拿得出一千块钱帮你。”夏日寒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我这里还有两千多块钱，加起来八千块，差不多就是个万元户，应该够你拿去翻本了。”我说。

这时，长得高高大大的黄国歌浑身颤抖着，终于忍不住抽泣起来，我们越劝，他哭得越起劲。我们大家心里都产生了一些温暖的感觉，虽然有些婆婆妈妈，但我们还是很喜欢这种温暖的感觉。这让我们确信，就算我们平时有再多的摩擦，我们还会一直都是朋友。

这样腻腻歪歪了一阵子，我们又开始大吃大喝，这次黄国歌的情绪也跟我们大家配合起来，不久我们便有些晕乎乎，开始忘乎所以。

“对了，我那里有一样好东西。”夏日寒忽然说。

“什么好东西？”我问。

“你们等我一会。”

说着，夏日寒起身向自己家跑去，一会儿，提留着一台四喇叭录音机回来了。他把四喇叭在地上放下，然后从后屁股口袋里掏出一盘TDK翻录带，放进卡座，摁下放音键，在一阵兹拉兹拉的电磁声过后，出现了一个沙哑的老男人的声音，他在那里用一种下流的语气自问自答自唱。

“这是谁？”黄国歌问。

“没听过吧？台湾最有名的黄色歌王――张帝！”夏日寒略显夸张地说。

“黄！真黄！”我们一边兴致勃勃地听着那些走调的下流吟唱，一边喝得更欢起来，时不时还跟着四喇叭一起哼上几句。

忽然，四喇叭里开始唱起在天桥下面观看裙底风光的内容。躲在天桥下面看大彩电，他好像这样唱道。我们都不由得心里一动，想起了五年前的那一幕。

“我们再去看一次‘大彩电’吧！”我忽然灵机一动，脱口而出。

“好啊，好啊。”我的提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我们特地又去买了几瓶瓶装啤酒，提在手里向金色天堂路的那座天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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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们的城市里又陆续地造起了一些天桥。天桥不再是一种奢侈的玩意。它越多就显得越重要，我们越来越确信，将来总有一天如果没有天桥，我们连一条马路都过不了。天桥的样子也在变化，一些新造的天桥在楼梯与楼梯之间已经没有了缝隙，躲在下面是看不到女人的内裤的。但是金色天堂路上的那座天桥因为造得最早，所以还能让我们有机可乘。

我们一路摇晃着，脱光了自己的上衣，油光铮亮的，像四条沉浮在惊涛骇浪里的大鱼，按照四喇叭里歌声的节奏，颠簸在盛夏午后的暑气中，最后来到了天桥下面。在耀眼如芒的阳光中，天桥还是那样黑漆抹乌，然而似乎不再是那个原来的庞然大物，我们在它的面前没有了压迫感，我们已经习惯了它。

现在，天桥两侧在人行道和马路之间围起了大约50米长的铁栅栏。原因是明显的，在天桥造起一段时间后，人们不再觉得在上面走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所以常在这里过马路的人，为了省事还是喜欢在桥下面直接过马路。

“这些人素质真是太差了。”前两年我们去找丁鸿玩的时候，他总喜欢把这件事拿出来，证明漂来人的整体素质是如何之低。他忧心忡忡一脸深沉，总是让我们有些肃然起敬。“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我们迟早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的，所以你们应该多跟素质高的人在一起，而不要和素质低的人在一起。”

我们第一次从丁鸿那里听说了“球籍”这个词，开始明白原来在地球上生活跟在漂来生活一样，都是有定额的，而且这定额一般由人的素质高低决定。跟素质高的人在一起，会提高自己的素质，跟素质低的人在一起，则效果相反。按丁鸿的说法，他的素质比我们高，我们这些人应该多和他打交道。但是同样按照他的说法，因为我们的素质比他低，所以他是千万不能和我们打交道的。最后我们发现，丁鸿的说法其实对我们毫无帮助。

我们在天桥下面坐定没一会，我们便看到交通警正从马路中央向我们走来。他警惕地看着我们，恶声恶气地向我们挥了挥手：“别呆在这里，快走！”
“哪条法律规定我们不能在这里乘凉？”夏日寒毫无忌惮地反问。

交通警年纪看上去和我们差不多，脸憋得通红，似乎正在寻找着驳斥我们的理由。想了半天，喉结鼓动了半天，终于把悬在半空的手，指在了我们带来的四喇叭上：“这么大的声音，会影响别人。”

黄国歌把四喇叭的声音调低，然后说：“这总可以了吧，声音要比马路上的汽车轻多了。”

“你们……打赤膊，这里……这里是公共场所……”交通警总算又憋出一个理由来。

好像是有默契，交通警的话才刚开了个头，我们就嗤溜一下都将汗衫套到了身上。快得让交通警脸上不由露出了诧异的神色。他瞪着我们看了半天，终于没有再挑出什么毛病来，只得气鼓鼓地回到马路中央。站在岗亭上，他不时地向我们投来警觉的目光。

我们知道交通警还在看着我们，所以我们不抬头，继续喝我们的酒说我们的话。我们的耐心终于让交通警对此失去了兴趣，他离开了这个路口。

用来过马路的天桥，又变成了我们眼中的那个色情舞台。我们开始不时地抬头向上观看。我们城市里的姑娘们似乎比过去更有经验了，不少人在走上走下天桥前，总会警惕地先向桥下看一眼，然后下意识地将裙子缠起来，让下摆变得狭小，接着快速通过。这为我们的观看增添了不少难度，不过我们还是以为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内裤。我们城市的内裤像我们城市的建筑风格一样，正在变得越来越花哨。虽然形式还不够大胆，但已经由短裤变成了真正的内裤，紧紧地贴在姑娘们修长白皙的大腿上，就像夏日的阳光闪烁出的那一个个光晕，在我们的头顶不断地盘旋。我们被晃得眼花缭乱。



大约是1996年夏天，我们终于又有机会一起躲到天桥下面看女人的内裤了。还有一个星期，李家宅就要被彻底从漂来地图上抹去了。我们已经接到了通知，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负责拆迁的施工队都将于再下个星期一完成全部工作，届时派出所和搬家公司也将配合行动，再坚固的“钉子”，也要被从这里拔起。

既然有关部门已经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我们知道无论怎样跟拆迁公司讨价还价，也终究是白费心机。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只得忙起了搬家的事情。

此时，已经有一些人家从这里搬走了。他们前脚刚走，施工队后脚就把他们的房子粉碎了。所以现在李家宅不再是那番屋檐相连人声鼎沸的景象，李家宅成了一堆废墟上许多幢没有关系的房子。一种悲凉的情绪在整个街区弥漫，还留在这里的居民们因此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亲密，人人都变成了一幅热心肠，互相关心着守望着谦让着，为以前邻里间常见的摩擦和口角内疚着。虽然大多数人还是要搬到同一个小区去，但大家的心情却好像是末日来临就要永别似的。

我们当年的五兄弟中，只有我和辛强还住在李家宅。丁鸿家最早离开了这里，在丁鸿出国没多久就搬到城市另一个角落的楼房里去了。后来黄国歌也离开了，80年代末，他一边做水果生意，一边收起了国库券，后来又最早炒起了股票，还搞了一个公司，就此发达起来，自己买了别墅，把一家人都接走了。只有他爷爷奶奶坚持不肯从这里搬走，所以为了看他们，逢年过节他还会回李家宅走走。夏日寒吃了官司，今年5月被枪毙了。起因是他在过去五年里，不断地从机械厂偷出各式各样的轴承，前后加在一起，大约从收废铜烂铁的乡下人那里得到了5万块钱，但在他犯事后一算帐，他偷走的轴承实际价值大约有100多万，又正好碰上严打，所以就被判了死刑。

我和辛强都还在机械厂当工人。机械厂的境况已经大不如前，我们的工资领得还是和五、六年前一样，虽然我们省吃俭用，但是不过才存起了几万块，再加上我们都结婚生子，所以根本没有钱去买房子，而工厂里分房子看来一时半会也不会轮到我们，所以我们只好继续在李家宅将就着住下去，心里盼望着这个整天拆来拆去的城市，哪天能把我们这里给拆了，也让我们可以改善一下。但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们不仅要搬到城郊去，因为我们家原来七八个人平摊下来的面积太小，所以我和我老婆还有孩子只能分到一室一厅，而且要自己再往里贴两万块超标的钱。辛强的情况跟我差不多，本来想看看能不能赖着不走，争取更好的条件，但是最终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

这天，我们下班回家，在临近李家宅的马路上，看到大家正围着一对老人议论纷纷，他们老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在那里无比焦虑地喃喃自语，意思好像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们一眼就认出来，这对老夫妇正是黄国歌的爷爷奶奶，所以我们就过去要带他们回李家宅。

然而他们认为他们不认识我们，我们看到他们的目光很空洞，好像丢了魂似的，只剩下了两具浑身起皱的躯壳。而仅仅几天前，我们在弄堂里相遇时，它们还是满的，不仅能叫出我们的全名，还会一个个问候我们的家人。

我们跟他们好说歹说，证明我们一直都是老邻居，掰扯了半天，他们才将信将疑地跟着我们往回走。然而，在进入李家宅看到残破如废墟的弄堂时，他们忽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坚持认为我们走错了地方。我们不断地向他们重申，这里就是李家宅。他们却更加振振有词，反复强调，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一辈子，难道连这里是不是李家宅都不知道了吗？我们想把他们扶起来，他们却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好像我们是想要谋财害命的歹徒。他们是如此固执，又是如此忧伤，好像这里被拆掉的不是房子，而是他们的记忆。我们也没有了办法，只能给黄国歌打电话。

很快黄国歌开着车带着他爹妈来了。老头老太总算还认识他们的亲人，在他们好言相劝下，才确信这儿真的就是他们住的地方。我们看到事情已经解决，就打算离开。黄国歌叫住了我们。

“谢谢你们，唉，都已经八十多岁了，人老了就是没办法。”黄国歌试图着跟我们寒暄。我们已经有两三年年没有见过他了，他变得比以前胖了，眼圈浮肿微微发青，手上带着好几个金戒指，脖子上的金项链宽如食指。他让我们觉得很陌生，我们不知道该用哪一种方式来跟现在的这个黄国歌说话。所以我们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

“李家宅快要被拆掉了，我们星期六聚一次怎么样？”黄国歌继续问。

我和辛强互相望了一眼，然后点头同意。

星期六中午，我们在附近的一家潮州海鲜酒楼的包房里见了面。黄国歌点了满满一桌好吃的，还要了好几瓶法国红酒。虽然我和辛强都已经记不清我们上一次上馆子是什么时候了，但这顿丰盛的午宴却没有让我们更兴奋。我们不说话，只是一杯一杯喝酒。黄国歌好几次试图打开话题，但是他说的事情我们要么没听说过，要么根本不感兴趣，所以都没有接茬。黄国歌也渐渐觉得无趣起来，和我们一样喝起闷酒来。

“对了，我上个月碰到丁鸿他妈了。”黄国歌终于忍不住，又说了起来。

“哦？”我随便应了一声。

“丁鸿读完MBA后，拿到了绿卡，现在已经做到部门主管了。”黄国歌的语调很夸张，好像这是一个天大的消息。

我们却连眼皮都没有抬，把黄国歌的热情又给憋了回去。我们一直喝到面红耳赤双眼发直，自制力正在离我们而去。

忽然，辛强一个人在那里痛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自艾自怨着：“唉，老四，我对不起你啊，当年咱们说好，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可你犯事的时候，咱们连忙都帮不上你。”

“辛强，你不能这么说，”黄国歌打了个饱嗝，“小夏这事情其实咱们谁都帮不上。”

辛强没有搭理黄国歌，继续在那里痛心疾首：“其实，老四卖轴承换来的钱，哪一回是给自己花的，不是请咱们吃饭，就是送东西给我们，我家里的洗衣机就是他送的。我真恨自己，为什么不帮着他一起顶罪啊？这样，也许就只用两个人一起去坐牢，他就不用挨枪子了。我算什么好兄弟啊？唉，我好恨啊，我好恨啊。”

辛强哭得很酣畅，像一棵春天的杨树，身子一抖便抖出无数的泪花来，被包房的空调吸走的汗水，都从他的眼睛里涌了出来。

我的眼圈也红了，心里也不由得生出同样的内疚来。怕自己跟着他一起哭号，我连忙用酒堵住了嘴巴。

“其实……其实，”黄国歌欲言又止，“不是我不肯帮老四，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帮他赔那一百万，也许他就不用死了，但是那时候我身上确实没有那么多闲钱，而且那个律师跟我说，他有把握让法院只判他死缓，谁想到后来严打了，需要毙一批人，所以……”

我们不说话，也不看黄国歌。我们知道在夏日寒这件事上他已经出了很多力，比我们两个人加起来的还要多。所以他越这样说，我们就越是无地自容，就越是觉得我们是如此无能。

“你们要怪我就怪我吧……反正老四从来没怪过我。”黄国歌有些语无伦次了。

我们抬头看着他的胖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老四上刑场前一天，朋友帮忙，让我到看守所去见了他一面，他说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就是有我们这帮兄弟，他说他真想再跟我们一起躲到天桥下面去看女人的内裤。”

“好吧，我们就到天桥下面去吧。”在沉默了一会之后，我说。

另外两个人同意了我的看法。黄国歌开车把我们送到了金色天堂路附近

[spell]

现在我们的城市里，已经很少再有楼梯镂空的天桥了。我们的城市里又新造了许多过街天桥，并且还出现了过街地道。但是所有的天桥和地道都造得很严密，连原来那些有纰漏的天桥也已经被重新造过了，只有金色天堂路上的这座天桥成为了漏网之鱼。现在所有想在这个路口过马路的人都会选择走天桥，因为不仅天桥两侧围起了栅栏，连马路中央也围起了栅栏，栅栏连着栅栏几乎看不到头，想在下面过马路起码需要翻过三道栅栏。

我们城市的姑娘们，那些上了年纪的还是那样矜持，在上天桥时会小心地夹起她们的裙子。而那些更年轻的则一副快乐的样子，任由她们的裙子随着轻快的步伐像降落伞一样地撑开。我们的城市里有了很多用玻璃造出来的房子，所以我们城市的内裤也有了透明的感觉，或者薄如蝉翼，或者镶满镂空的花边，像那些玻璃房子一样向我们暗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很诱惑的内容。

我们站在天桥下面，却找不到丝毫感觉。很快，我们就散了。




最近，我又到天桥下面去了一回。

下岗半年以后，一天早上我醒来，我忽然认为，我应该再躲到天桥下面去看一看女人的内裤。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奇怪的想法，就像那些被丢弃的食物上爬出来的霉菌。

读初一的儿子这两天开始放暑假了，老婆劝我除了中午给他做午饭，不要一天到晚在家里躺着，哪怕装样子，都要到外面去转转。他怕儿子看了我没出息的样子，也会变得没出息起来。我老婆下岗比我早，也比我先找到工作，所以我现在不能不听她的话。

骑上了自行车，我一边回想着以前一次次到天桥下面看内裤的事情，一边向金色天堂路行进。这时我才发觉，这次甚至连辛强也不在我身边了。机械厂倒闭，他也跟着我一起下了岗，但因为技术不错，被邻省的一家乡镇企业请去做师傅，平时已经难得回来一次了。整座城市里，我再找不到一个可以陪我到天桥下面去看女人内裤的人了。而在当年我却曾经那样骄傲地相信，只要我愿意，我就能随便找到一堆人跟我同行。

太阳照在我的头上，汗水不住地往下流。金色天堂路上的天桥已经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连它也焕然一新了，楼梯上的那些空当已经被毫无疑问地遮挡起来。

我正怅然若失，忽然看到天桥附近的内衣商店前挤着一堆人。我过去一看，发现在比空气还透明的玻璃橱窗里，一些不穿裙子的漂亮姑娘正任意地让人们观看她们的内裤，她们挺着胸脯撅着屁股，让内裤绷紧得就像她们的第二层皮肤。我跟所有那些无聊的男人一起，津津有味地地看着眼前的情景，心里却清清楚楚地知道：现在，躲在天桥下面已经没有女人的内裤可看了。

[kekemi]

sigh,感觉蛮真实的一个故事...看完心情灰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