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观音

[sohu]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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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在京师体校跆拳道馆的训练大厅里看到安心的一年之后，也就是在我和钟宁分道扬镇的一周之后，我把安心以及她可爱的儿子小熊接到了我的家里，开始了我们的同居生活。
　　这次和安心同居与上次我崴了脚无赖似的硬逼她住下来伺候我的那次完全不同，这次和安心正式地住在一起，几乎像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宣言，是我们双方都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自觉的选择，是一个舍此便得不到更有力表达的对对方的承认，是一个能让我们得到彼此的安慰、爱抚和依靠的方式。这样的生活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让我突然间变得像一个大人那样老成起来。
　　每天早上，安心会早早地起床，为我们做饭，我起来帮小熊穿衣服，和他咿呀学语地说话。然后，我们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先不收拾桌子，把锅碗瓢盆和残渣余孽留到晚上再说。安心匆匆赶到三环家具城去上班，我和她同路，带着小熊到家具城附近的一个居民楼里，把孩子交给他的“奶奶”――一个儿女在外膝下荒凉特别慈善的老太太。那老太太为我们看孩子收费低廉，主要是图个孩子和她做伴儿得些晚年的快乐，就是我们不给钱让她白看她都愿意，但不给钱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
　　每天送完孩子，我就出去找工作。我必须工作！因为我要养活安心和她的孩子。当一个你爱的人需要你时你会觉得非常充实和带劲儿，那是一件能让你激动不已的事情。这和我过去对工作的看法和心情截然不同。过去我曾习惯于无所事事，也曾渴望过出类拔萃，但无论哪一种都不及现在的感觉来很高尚。
　　开始时我并不知道找工作从心理上说就是一个自尊心被反复折磨摧残的过程。我的相貌英俊，有大学文凭，口才经过一些锻炼，也见过一点世面，求职面试时基本上能做到落落大方，举止有度，不会有脸红见生口齿木油的情形发生。我原以为，以我这种条件，即便不是商家必争之才，也不会没人待见找不到事做，因此不免踌躇满志。跑了几家公司才知道，现在缺的只是计算机软件工程师、高级财务、金融工商管理等屈指可数的那几类专业人才。哪儿都缺。像我这种专业不热，空有一张文凭的大学生只能算一般性人才。一般性人才可就太多了，哪儿都淤了。如果没有熟人提携，我自以为得意的那点学历和优点，在人家眼里，其实狗屁都不是。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不断降格以求，甚至还到一家电脑公司去干了几天“蓝领”，就是整天搬运那些死沉死沉的电脑。对外说起来是这家电脑公司供应部的管理员，但每天干的都是纯体力活儿。后来我发现搬电脑和搬白菜授大米搬木头之类的工作其实差不多，性质上没什么区别。我干了三天看出来他们需要的也就是一个劳动力，便当机立断把这家公司给炒了。时代变了，前些年总说槁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挣钱多，学电脑的不如着猪头的发很快，现在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实体力的怎么也不如卖脑力的更来钱！
　　我不得不去找过去在国宁公司工作时认识的一些关系，找了两家马上停下来。这些公司都是拿国宁当大客户捧着的，都知道我跟钟家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恩怨纠葛，都知道我是傍了钟家小妹又跟另一个女人偷情瞎搞结果让钟家给一脚踢出来的傻X.我在这些人眼里的形象是个活该倒霉的可怜虫，不值得同情。而且对我这种是是非非不清不法的人物大家避之惟恐不及，我倒贴钱白干人家都不一定要我。
　　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我的人。包括刘明浩，也包括我爸。
　　刘明浩我呼过他三次，不回；打他手机，接电话的是一女的，外地口音，我一听就是刘明洁廉价雇的那个小秘书，问了半天你是谁，我说了我是谁她马上就说刘总不在，出差去了。我知道刘明浩就在边上，能感觉到的。我本来想说：你叫他回来呼我。但想想还是算了，何必呢。
　　我去找我爸，可我一看我爸那丧魂落魄的样儿我什么也不能说了。我爸在我辞职不久，也被国宁公司解聘，理由是江苏籍民工和河南籍民工在工地上打架。打架的事儿其实根本扯不上我爸一点责任，说管理不严也该找那帮建筑公司的人说去。但我爸没有申诉，谁不明找这不过是欲加之罪，反正是要炒了你说什么都成。我爸虽然老了但这点眼神儿还是有的。他一点不恨钟宁和钟国庆，他根的是我。
　　安心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她的人，她在北京推一的故旧，她的那位启蒙教练得了癌症，半年前终于不治，死在医院里了。
　　她每月从家具厂拿两百元底薪，其余的就全靠销售提成。卖得好到月底能提个八九百，最高一个月提了两千六，卖不好报个三五百就不错了。提两千六那个月安心还寄了一千五百块钱给潘队长。上次小熊得急病高烧不退，者潘恰巧到北京出差，把随身带的一千元差旅费全垫上才勉强让孩子先住上了医院，这也就是我在京师体校路口看到安心向老潘掉眼泪那个晚上的事儿。后来老潘又寄了五千元给我，还了安心向我借去的那笔医药费。那五千元中有三千元是缉毒大队给局里打报告为安心申请特批的补助，另两千元是治活、老钱，还有队里其他一些同志凑的。安心一直就没还上。
　　我和安心的同居生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与艰难，而这也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快乐最激情的一段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从相爱中得到力量，感受幸福。无论多么不顺，从不抱怨对方。每天早上分手时，都被此鼓励，我们的信念就是我们都为对方而活着，而努力，因而精神上倍加充实。白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不快，都会想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都会盼望夜慕降临早早回到自己的小窝中。每天晚上，我们彼此依靠着，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着在沙发上睡去的孩子。为了节省电费我们关了灯，不开电视，就这样坐着轻声交谈。有时什么话都不说，只是默默地坐着，安心把头枕在我的腿上，我们互相触摸着对方的身体，心里就充满了幸福和安宁，充满了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高尚和纯洁，还有那么一点点悲壮。
　　如果不算孩子的花费，那一段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总是控制在两百元以内，我们常常靠吃咸菜度日。安心说这种苦日子她反正过惯了，可杨瑞你吃惯了山珍海味一下子没营养了怎么能行。
　　我说没事儿我身体底子好，我以前就这么瘦跟营养没关系。那一段粗茶淡饭我倒没觉得营养跟不上，晚上几乎天天不拉地和安心 *** 。我以前要是喜欢哪个女孩儿，那肯定是还没跟她上过床呢，一旦上过床了对这人也就谈了，甚至就颁了。我不知为什么竟能对安心的身体有如此经久不衰的迷恋。
　　我们每天 *** ，我们的 *** 因为彼此已经完全了解所以能够尽情尽兴，每次都特别和谐完美充分满足质量极高，只是需要压抑着声音尽量不吵醒孩子。我充分体会和理解到精神快感在 *** 中的独特作用，我明白了没有爱的性交所得到的那种快感与我们现在每夜所感受到的高潮简直无法比拟。这种心灵的享受是我过去在花花公子的时期绝对体验不到的。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总也找不到比较适合的工作，只好拉下脸面再去干一些体力活儿。后来连搬运电脑这种工作都过这村没这店了。我后来到出版社搬过书，到副食品批发站搬过饮料和啤酒，到供电局搬过电缆……总之我需要挣钱！我需要每天精疲力尽面色苍白一身灰土地回到家让安心从心眼儿里疼我！
　　那时候我心里头如果没有疼，没有爱，没有被疼和被爱的感动，我肯定不会在这样的苦难中坚持。脏和果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那种因为工作无着无落的焦急不安和外地民工似的低贱感。有一次我往一个名叫“星期五”的餐厅送啤酒，在门口碰上了过去追过我的一个女孩儿，她正～身名牌地和一帮时髦男女过来吃饭，见了我这样子都认不出来了。“哟，这不是杨瑞吗，你怎么这德行了？”我都听不出她的口气是属于真诚还是调侃，“我听说你辞职了，怎么着，是不是现在做上啤酒的生意了，还是在这儿体验生活呢？”
　　我笑笑，毫不回避地接应着她和她那帮朋友上下打量的目光，我说：“没有，是生活体验我呢。”
　　没错，是生活体验我呢，看我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是累，饥饿，失落感，还是面子。这些我都度过来了。尽管我和安心对待这种生活心理上还是不同的，她比较自然，安贫乐道，没有受难感，有一点好事便真的觉得开心幸福，而我始终觉得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一切不能预料也从未经历的苦难和艰辛，都是上帝对我们这场爱情的磨碉和考验！
　　在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中，最难度过的一个关口就是孩子病了，和上次一样，又是高烧不退。我们半夜三更抱着他去医院急诊，诊断出高烧的原因也和上次一样，是先天性的胸膜炎发作。
　　医生说孩子得住院治疗。和上次一样，住院押金最少三千，少了不收。我和安心束手无策，情急之下，万般无奈，我～跺脚，拉着安心抱着孩子就坐车到团结湖找我爸去了。
　　我和钟才分手之后，我和我爸只见过一次，吵了一架之后不欢而散。我爸那欢喝了几D闷酒气急败坏说了些伤我人格的话，还辱骂安心，我当时差点发誓从此再也不来见他。可现在安心的孩子病成这样，安心急得光剩下掉泪的份儿，我作为她的男人，只有放下脸面放下自尊屈膝俯首再次去敲我爸的家门。
　　我们坐车到了团结湖，我本想让安心和孩子在外面等我，但那天下了雨，他们在外面没地方呆。再说我也担心我爸就是有钱也不借我，索性让安心抱着小熊一起上楼，我想让我爸看看这孩子都病成什么样了。
　　但是一敲开门我的心就寒了一半，我爸又喝酒了，半醉不醉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安心，先是发了愣，没反应过来这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是谁。我说：“爸，这是安心，她孩子病得不行了，您能不能帮帮我们。”
　　我爸脸涨红了，他不知是气坏了还是喝多了，那张脸不仅红着而且歪着，他的口齿含混不清但声音特大，发泄着积蓄已久的恶气。
　　“我帮你们，谁帮我呀？杨瑞你还是我儿子吗？你爸爸现在没工作没饭吃了你管不管，我就这么一点退休金我连窝头都快吃不上了你年轻力壮的还来吓唬我，你让街坊四邻听见还不得把你骂死！”
　　我压着火，我忍着气，我说：“爸，这孩子得了急性胸膜炎，要不赶紧治有生命危险，您就帮帮我们，救救他吧。”
　　我爸看也不看孩子一眼，也不着安心一眼，但他指着他们，冲我嚷嚷：“这是谁的孩子，是你的吗？是咱们老杨家的孩子吗？
　　啊！连你现在都不像是老杨家的人了，老杨家的人干不出你这种事儿来！“
　　我终于急了，也抬起了嗓门儿：“我干什么事儿了？我干的事没什么丢人的！”
　　“你不觉得丢人是吧，你不觉得丢人我觉得丢人，我丢死人啦我！人家都说这女的不是正经东西不是正经东西，你不是不信吗，不信怎么就冒出这么一个孩子来？你说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整天抱着到处转悠什么！你是越腥越往身上蹭，蹭了一身还往家里给我带。那孩子不是你的你也有脸往家里带，你真是不觉得丢人啊？我都丢死人啦！我他妈丢不起这份人！你赶快领着他们给我滚！”
　　我真是气急了，冲上去揪住我爸，我那样子大概像是要拼命了，但我除了喊叫一声“你说什么你”之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安心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拽我，她急得直喊：“杨瑞，你松手！他是你爸，你松手杨瑞广我松了手，我爸顺势一巴掌过来，抽在我的脸上，同时大喊大叫：“你他妈不是我的儿子，你为个女人你敢打你爸爸！你这是畜牲！“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全身颤抖地扭身跑出了门，跑出了这个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屋子。
　　安心跟着我跑出来，我们的身后还响着我爸失去理智的叫喊：“你有骨气就别回来，我不认你这个儿子，你也没我这个爸爸，算他妈我白养了你二十年，白养了你二十年！”
　　我跑到了街上，雨水把脸上的眼泪打散了，但眼泪还是不断地涌上来，糊住了我的视线。雨中的街道、车辆和行人，全都像罩在厚厚的玻璃罩子里，影影绰绰，模糊不清。安心追出来了，她一手撑着雨伞，一手抱着孩子，在雨中艰难地追过来。我站在403路公共汽车站空无一人的遮阳篷下，全身湿透地抒着头，不想让她看见我的眼泪。安心过来了，依然机械地撑着那只红色的布伞，她说：“杨瑞，你为我跟你爸爸这样，我心里特别难受，要知道他是你爸爸，生你养你二十年了，可我，我什么都不是。
　　我和这孩子，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转过身，抱住她，我抱住她和她怀里两眼无神身子发烫的小熊。那红红的雨伞从我们的头上一歪，滑落下来，我们谁也没去拾它。我紧紧地抱着他们，不说任何话。一辆403路公共汽车进了站，从上面下来几个人，然后车门关上，开走了。我仍然紧紧地抱着安心和孩子，我把我的脸贴在她的肩头上，我能感到她肩头上微微的抽搐：“我早说过，我是一只狐狸精，无论哪个男人要了我，都要倒霉的。”
　　我用力地搂着她，在越来越大的暴雨中，我说：“我就是要你，我也要这孩子，我不会倒霉的，我们都不会倒霉的！我们以后一定会幸福的！比他们过得都幸福！”
　　这也是一个小时后，我在医院里向医生表达的意思――孩子是我的！我把我的身份证和安心的身份证都拿出来交给医生，我说：，“孩子也是国家的，你们不能见死不救。我把证件都压在这儿，你们先让孩子住院行不行，我会把押金给你们送来的厂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女的，她看看我，又看看安心，大概我们的样子还都不像个大人，不像是父母。她怀疑地问：“你是孩子的爸爸？你姓杨，小孩儿怎么姓安？……噢，是跟妈妈的姓。“
　　她看一眼安心，安心和孩子挺像的。她说：“按说我们是无权押你们身份证的。这样吧，我去跟住院部商量一下，你们先带孩子到治疗室打点滴去，能不能住院呆一会儿再说。打点滴的钱你们先交上吧。”
　　我和安心互相看看，我对安心说：“先让孩子打吧，我马上取钱去。”
　　我转身向门外走去，安心叫住我，她当着医生不敢放大声音，茫然地问道：“杨瑞，你到哪儿去取？”
　　我也不知道我到哪儿去取，我说：“找人吧。”
　　医生开了单子，并亲自带着安心和孩子，到治疗室去，交待治疗室的人先把针打上。因为按规定单子上没有“现金收讫”的图章那针治疗室不给打。
　　我又回到了雨里，我打着那把旧得掉了色的红伞，站在雨里发呆，我想不出我能到哪儿去！
　　我还是去找了刘明浩。
　　我没打电话，直接到了方庄，找到他家去了。我想他要不在家，我就在门口等他。
　　和我希望的一样，刘明浩在家呢。我希望他是昨天晚上泡吧晚了这会儿正在家里睡觉呢。刘明浩以前说过，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捂着被子睡大觉最舒服了，要是外面下冰雹就更好！
　　我敲门，他不开，不知是真没醒还是懒得起来，还是从猫眼儿里看见我了装不在家。我耐着心一直敲下去，敲了十分钟之久，敲得周围邻居都打开门看我，敲得我自己都觉得实在没脸了，正要灰心下楼的时候，门开了。
　　刘明浩衣冠不整，睡眼惺松，看我全身湿着站在门口，有点尴尬也有点过意不去地愣了。
　　“杨瑞？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哟，都快十一点啦，瞧我这一觉睡的……来来来，快进来，你这一阵儿到哪儿发财去了，大家都找不着你了。”
　　我进了屋，屋里新铺了地毯，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就像一个满身是水的乡下人怕弄脏了主人的房间。刘明浩帮我拿拖鞋，说：“外面而这么大，你要换换衣服吗？”我就站在门厅，把身上的湿衣服都脱下来，穿上刘明浩扔过来的一条又肥又大的裤衩和一件套头衫，才走进他的客厅。
　　刘明浩也穿上了一件睡衣，头发睡得歪歪的，和我面对面地在沙发上坐下来，问：“怎么样这一段，你是一个人过呢还是和……”
　　我说：“还和安心一块儿呢。”
　　刘明浩的惊讶一向是表演性的，其实他心里未必惊讶：“好家伙，傍的时间不短啦，有四个多月了吧，你和钟宁不是春节后吹的么？哎哟，有小半年了吧。”
　　我说：“老刘，我现在有个难事，你能借我点钱吗？”
　　刘明浩大概早就猜出我的来愈了，他整天和各路朋友在酒吧和饭馆里混，谁怎么样了他不会不知道的。他说：“你急吗，我最近刚做了一笔生意，钱全都压进去了，我现在还借着别人的钱呢。”
　　我低头，说：“挺急的，今天就得要，安心的孩子病了。”
　　刘明浩顿了一下，说：“你跟大哥说个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你的吗？他们都说是我怎么不信啊，安心是我带你认识的，这也不够月份呀，怎么就出一孩子了？”
　　我说：“不是我的。”
　　“那你干吗这么上心？”
　　我半天答不出话来，半天我才说：“我爱他们。”
　　刘明浩直愣，这确实不太像我，不太像他熟悉的那个到处泡妞到处找乐几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的男孩杨瑞。他看了我一会儿，说：“生什么病了，你要多少？”
　　我说：“住院押金是三千……”
　　他说：“你现在在哪儿子呢，你们单位总有工会吧，不能帮你预支一点吗？”
　　我说：“现在工作不好找，我现在干的都是临时的事……”
　　刘明浩叹口气，说：“我早劝过你杨瑞，你别以为你长得漂亮就能挣着钱，就算你漂亮，能碰上钟宁这样的女人概率也不是那么高，你非不听我的。我早说过，人不能什么都要，要这个就别要那个。你有了钱，有了事业，就别再要什么爱情，别再贪那口虚的。安心是漂亮，我也喜欢，可好多东西，没有是福！我早说过，英国王妃戴安娜牛X不牛X？名誉、地位、金钱什么都有了，可她偏偏还想要爱情，结果……”
　　我没等他说完就站起来，一声不响地往门口走。刘明洁在我身后叫了声：“杨瑞！”我没有应声。他看我沉着面孔在门厅换上我扔在那儿的湿衣服，跟过来，笑笑，说：“你他妈真是人穷志不短啊……”
　　我换回我的湿衣服，拉开门，刘明浩说：“在哪个医院附，我呆会儿去。”
　　刘明浩是下午三点多钟赶到医院的，他替我交了三千元的押金，还塞了一千元在我手上。他说：“告诉你，我这可是等于借你八千，我为你把我那股票扔出去了。现在都套牢了，这时候往外扔等于赔了一半儿，我也没别的辙了。你可记着！”
　　我接了钱。我从心里头，感到我真低践！
　　刘明浩看看治疗室里的安心，没和她说话。他拍拍我的肩，说：“我先走了，过几天我呼你。”
　　几天之后刘明浩美的呼了我，他约我到团结湖那儿的鹭鹭酒家吃上海菜去。
　　我就去了。
　　这家有名的上海菜馆我以前常来，环境不错，菜也便宜。我到的时候刘明浩还没来，我里里外外找了一圈没见着人就站在门口等他。等了半个小时他才打着一辆夏利姗姗而来，见我在门口傻站还埋怨我：“你怎么不先进去点上菜站这儿干什么？”我没说话，跟着他往里走，刘明浩可能忘了我现在身上顶多带二十块钱，我怎么敢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坐下来点菜！我点了菜万一他不来了可怎么办！
　　我们进去找了个座儿，刘明浩从小姐手里接过菜单，递给我，说：“我最烦点菜了。”
　　我把菜单又推回去，说：“还是你点吧。”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在外面吃饭了，对点菜也不太习惯。
　　小姐见我们互相推，趁机给推荐了两个贵菜。刘明浩没要，说那俩菜地都吃过，不好吃。他自己点了几样菜，有红烧狮子头、响油鳝糊、拆烩鱼头什么的，然后又要了啤酒，叫小姐快点儿上，然后，就开始和我聊天。
　　“我今天找你，还真有个事儿呢。”他说，“你现在还有别的地方住吗？”
　　我一时没听明白：“没有啊，我就住我们家。”
　　刘明浩有些难于启齿似的：“咳，是你爸找我，让我找你，想让你从那房子里搬出去。那不是你爸分的房吗，他现在准备把那房租出去，已经跟下家谈好了。”
　　我的脸一下子就僵住了，我不是说我爸心太狠，我是觉得在刘明浩面前我已经狼狈得没有了任何尊严――连你亲爹都要把你扫地出门你还有什么险面！
　　刘明浩还替我爸解释：“你爸也不容易，他现在要找个挣钱的事儿比你还难呢。不是事儿看不上他，就是他看不上事儿。像什么厂长，项目副总这类事儿，哪儿找去，可找个地方看车守门之类的他又不干，跌不起那个份。他以后也就只能靠他那点退休金过日子了，也是够苦的，如果有个房子能租出去，至少还能维持着正常开支。你爸那人你也知道，小保姆一走生活上也没人照顾他了，他平时又爱喝个酒，钱肯定不够花。”
　　我压住心里的愤怒和凄凉，这是我亲爹我无法在外人面前发作。我慢慢地说：“老刘，你说，我住哪儿去？”
　　刘明浩的手指头在桌子上敲着，不说话，敲了一会儿才摇摇头，叹口气，说：“也是，你也是没地方去，再说你还有个安心呢，还有个孩子呢。那我回头儿怎么跟依爸说呢？就说你现在一时搬不了？”
　　我闷头喝着啤酒，说：“随你吧，你怎么说都行。你跟他说，他当初跟厂里要这套房也是打着我的名义要的，要是不给我住，他应该把房交回去。”
　　刘明浩说：“现在国有企业也都停止福利分房了，已经分的房子也得由个人买下来。这房你爸要是买了，就是他个人的财产，他有权让你住，也有权让你搬。你又不是未成年人法律必须特别保护你。我看，你还是自己回家跟你爸说几句软话去，人上了岁数，都是吃软不吃硬的。”
　　我说：“你告诉他，他有他的权利，他要行使就行使去。他就是把房子硬收了，打官司法院判我搬出来，我也不会活不下去，我住桥洞住马路也不会去求他！你告诉他，我和安心，还有小熊，我们都会好好活下去！”
　　刘明浩见我激动，顺着我的话接了一句：“没错，咱们且活呢……”他只接了一句“且活呢”就突然刹住了，我估计他本来想说：“先死的是他。”可还好他刹住了。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我爸的儿子，不管他怎么对待我，他还是我爸。我觉得我以后一旦有钱了我还是会帮助他赡养他的，安心也会。到那时候看他心里难受不难受！
　　刘明浩举了杯，跟我碰，调和地说：“我回头儿再去做做你爸的工作，你爸对你肯定还是心疼的，主要是不能接受安心和那孩子。”接下来他转移话题，“哎，你现在要真没事儿干的话我倒认识一哥们儿，是龙都大饭店洗衣厂的厂长，他们那儿要招个机修工。你不是学矿山机械的吗，你愿意不愿意到他们那儿当个机修工去？机械常识我看大同小异吧。”
　　那顿饭我们没再说我爸的事，刘明浩也一句不问安心不问小熊，仿佛他们都是不洁之物似的。那顿饭我干下去三碗大米饭，吃得很抱，但有意少吃菜。结账的时候我问刘明浩这么多剩菜可以不可以让我打包带回去。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美味，我特别想让安心和小熊也能分享，人到穷困时的想法往往就是如此的简单和直白。刘明洁连忙说没问题没问题，并且主动招呼服务员拿打包盒来。还问我要不要再点两个菜一块儿带上，我说不用不用。
　　那天晚上我兴高采烈带着那些剩菜回家，满心希望安心下了班还没吃饭。我到家时安心已经回来了，她说她已经吃过了，是在下班去医院看小熊的路上吃了一个馒头已经饱了。我到厨房看了一下，还有半个剩馒头，我坚持把菜热了让她再吃一点，她就吃了。我坐在她对面看她吃菜时那认真咀嚼的样子我心里好舒服。我说：“你还记得我以前请你吃饭你老跟我装孙子吗？”她塞了一口菜抬头冲我眨巴眼：“我怎么装孙子啦？”我说：“那时候你可拿搪呢，装着不沾男人一点便宜的样子你忘啦。”她不知是真忘了还是装傻，说：“什么呀，我记得我一上来就是跟你借钱你还挺不愿意的，你当时说的那些话我听了差点没跳河去。”我笑着问：“怎么没跳啊？”安心又严肃起来，说：“我跳河了小熊怎么办？”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吃不完的话，明天要不要给小熊也带点去？”见她马上放筷子，我又说：“你吃你吃，小熊那么小能吃多少。”
　　安心还是把菜都收起来了，并且小心地并在一个铝制的饭盒里。我们因为省电早把冰箱停了。安心在厨房放了半盆冷水，把那铝饭盒放进去镇上。她说：“我这辈子对孩子再好也还是亏欠了他，我永远都是亏欠他的。”
　　我说：“你一点都不亏欠他，你都救了他好几次了，你还欠他什么？”
　　安心半天没说话，突然说：“他这么小，就没父亲。他长大了问我，我怎么说？”
　　我说：“你就照实说呗，那有什么。”
　　安心叹口气，她那张还是小女孩一样的脸上，仿佛已有了些老气横秋的皱纹，她说：“那他肯定恨我！”
　　我走进厨房，站在安心身后。我不知怎么突然就说了句：“那我们结婚吧，我来当这个父亲。”
　　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说到结婚这个字眼儿。安心低头洗碗，她没有应声。
　　“你不想谈这个是吗？”我问。
　　安心依旧低着头，洗碗。
　　我说：“那就算我没说。”
　　安心的动作停下来，她突然转身，用湿淋淋的手用力地抱住了我，全身抽动，哭了起来。
　　“杨瑞……我怎么有脸跟你谈结婚，我是个有孩子的人，我在你面前一钱不值。你对我好，收留我，我一辈子都报答不了啦……我已经毁了铁军我不能再委屈你。我真的没想，从来就没想让你和我结婚！我都想过，你什么时候找到合适的女孩我就走！”
　　我也抱住安心，用手抚摸她的背，让她的抽泣平伏下来。我说：“你想哪儿去了，你就最合适了。在我眼里你就是最优秀的女人，从里到外，我都喜欢，我还觉得我配不上你呢。我一直没提结婚是怕你还没忘记以前的那些事，我是想等等再提的，反正我们都还年轻。”
　　安心不哭了，她依然抱着我，在这间狭窄得无法转身的厨房里，我们长久地拥抱着。安心抽着鼻子，说：“我不骗你杨瑞，我从没想过我还会再和什么人结婚，我只想等我把孩子拉扯大了，我还当警察去。我不愿意像现在这样没有组织没有同事没有集体，为了生活一个人要饭似的这么活着！可我没办法，我现在东躲西藏不能回家不能回队里我就怕我死了小熊怎么办，我现在不为了孩子我一点都不怕死。真的杨瑞，你别对我这么好了，我以后，以后真的没法报答你！”
　　我抱着安心，我抱着她，抱着这个改变了我，让我几乎脱胎换骨的女人，我用有力的抚摸来传达我的爱意。然后我贴在她的耳边，特别轻特别轻地对她说道：“我对你好，是因为我需要你，是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你就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娶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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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那时候我常常梦见我和安心结婚。我们乘坐宽大的轿车穿过宽阔的长安大道，车上披着红绸还洒满花花绿绿的纸屑，两侧的车门上还有气球迎风摆动。在我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亲友车队，车队里坐着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我妈妈还是年轻时的样子，她那样子让我感到格外的温暖和依恋。在这支望不见头尾的车队里，还坐着安心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在我梦中的形象来自于安心给我看过的照片。还有我从小到大的一些朋友、同学，还有刘明浩。居然，不知怎么搞的，还有钟宁和她的哥哥钟国庆，他们也夹在送亲的人群中有说有笑。大概我把我所有认识的人，过去曾经跟我不错的人，都拉进来了。这类梦和这些人一再地出现在我的梦里，让我心里说不清快乐还是抑郁。后来一位路边算命的阴阳先生帮我解过这梦，他说我是一个绝顶善良的人，不记沈，渴望大团圆的结局，对任何人都有包容心……他这样用梦来评价我的性格人品让我很高兴，不管我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好但我觉得自己确实挺不容易的。关于这结婚的梦只有一点我至今搞不明白，那就是不知为什么总会看到一些身穿制服的警察。梦到他们我非常迷惑，他们面目模糊让我无从辨识，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算命的对这几个莫名其妙出现的警察也大感惶惑，他面色犹疑地问我以前是不是犯过什么事儿或者犯过什么人，总之不是吉兆，让我自己小心行事好自为之。我把这算命的话告诉了安心，她笑笑说警察有什么可怕的我就是警察。我说你早不是了。她说，那就是潘队长他们，我要是结婚肯定要请他们来呀。不过我也不可能结婚，要不然我怎么就从来梦不到这种好事？
　　其实我也就是做梦，在梦中提前过痛，那时候我们也确实不可能结婚。我们囊中羞涩，两手空空，还有一个生病的孩子，我们那时面对的最严峻的问题，是生存。
　　为了治小熊的病，我背着安心，卖掉了我那台二十九时的松下彩电，卖给了我一中学同学的大爷。五千多块钱买的彩电看了一年多只卖了一千二，绝对是吐血了。原来那老家伙只出一千的，我们同学像“托儿”似的帮我推销了半天，再加上我又主动搭上了一个健伍牌的电咖啡壶，老头儿才算动了心。他说一千二就一千二吧，不过我这么大岁数喝不惯咖啡那玩意儿，你换这搅拌机得了。我就知道他想要那搅拌机，他从一进厨房就盯上那台搅拌机了，那搅拌机八成新，也是健伍的。我顺势说：索性连咖啡壶带搅拌机一起了，一千四，怎么样？老头儿一点不傻地笑了笑：一千四？您呀，趁早洗洗睡吧，也甭卖了，这么值钱的东西留着以后还能涨呢。我说：那您老人家再给个价。老头儿说：我说一千二就一千二，要不然搅拌机我也不要了，就一千。我们同学见我们已经说到头了，便站出来说了终止的话：这样吧，咖啡壶我要了，那两百我出！这才成交。
　　那天正巧是元宵节，安心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买了几个元宵，还买了棵大白菜说要包饺子，想用搅拌机搅白菜馅的时候搅拌机找不着了。她找了半天问我看见没有，我说，啊，我给卖了。她有点意外，愣着说，干吗卖了？我说，过几天接小熊出院，不是还差点钱吗，咱不至于再找刘明浩了吧。安心呆呆地，站了半天，情绪低落。我说，怎么啦？她说，杨瑞，你卖东西我心里难受。我说，咳，又不是卖儿卖女。我也是看有你这么个劳动力不用白不用，不能让你闲着。以后你就自己用菜刀剁馅吧，用搅拌机费那个电干什么。
　　安心这才苦笑了一下，说：“卖了多少钱？”
　　我说：“一千四。”
　　安心吓一跳：“一千四，不可能！”
　　我说：“还搭一个咖啡壶，反正咱们也不喝咖啡了。”
　　她说：“那也不可能吧？”
　　我说：“还搭一电视。”
　　她马上转脸，果然看到电视没了。她走过来，抱住我，哭了。她在我的胸膛上无声地流泪，眼泪弄湿了我的衬衣，她轻轻地说：“杨瑞，我怎么能让你这么苦。”
　　后来我又卖了家里一些其它的东西，像以前好多人送的工艺品、摆设之类，还有地毯和灯，还有我的BP机。能卖出点钱的或有人要的都卖。刘明浩买了我一套挺牛X的邮票。他那时已经开始和贝贝的表姐李佳勾搭上了，正在穷追不舍阶段。李佳爱好集邮，刘明浩就投其所好，到处搜集珍品。我乘机好好敲了刘明浩一笔，要了他八百块钱，刘明浩二话没说当场现付。后来我才听说我那套邮票至少可以卖到千元以上。在做生意方面，我当然不是刘明浩的对手。
　　刘明浩后来得了便宜还跟我卖乖：“你不知道现在邮票都跌了呀，人家还都说我给多了呢。你觉得值你就卖，我觉得值我就买，别人的话听不得。”
　　刘明浩见我不吭声了，知道我对邮票也不内行，笑笑说：“你还是得找个工作，这么卖东西也不是个事儿。你看你们家还有什么？再下去就该卖你自己啦。”
　　刘明浩后来还真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在龙都大酒店洗衣厂当机修工。他说这工作不错，每月工资一千左右，管一早一午两顿饭，一般小病可以在饭店的医务室拿药，还发工作服……再说你不是学矿山机械的吗，机械原理大同小异，你去也算专业对口。在一个单位你要是有专业就不受欺负。
　　我挺高兴，就回家银安心说了这事儿。安心说这事儿也是委屈你的，你要愿意去的话就临时干干吧，像你这种条件我相信迟早一天会有一番事业的。我说什么事业不事业的，我现在可现实呢，我就想养活你，养活孩子，再把自己也养活了。
　　我那几天就催刘明浩赶快帮我联系，他说那洗衣厂的厂长跟他关系没得说，可厂里进机修工这种事儿还得跟酒店人事部报，让我别急。于是我就等。因为没了BP机，整天也不敢离开家，怕刘明浩来找我我不在。等了将近一个星期，等得我心烦意乱的，而且这一个星期当中还出了一件让我特窝火的事。
　　这天早上安心上班刚刚走，我还没起床呢就有人敲门。我本来以为是安心忘了带钥匙回来拿的，于是衣冠不整地下床开门，开门一看是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连忙退回去手忙脚乱地穿衣服。等我穿好衣服再看时，才发现那两个人都戴着大盖帽，帽子上还有一颗通红的国徽呢。我吓了一跳，想到梦里的警察和算命先生的危言，觉得大早上的看见这俩大盖帽颇不吉利。再一细看原来并不是警察，不知是工商的还是税务的还是保安公司的，直到他们坐下来自我介绍，我才知道这身衣服原来是检察院的。
　　那女的比那男的年纪大点，大概有四十多岁了，反正是我可以叫她阿姨的那种年龄。她先开口，说：“我们今天来，是想找你了解一个事情，希望你能如实反映情况，有什么说什么，好不好？”
　　她这套言辞有点像办案子审查当事人似的，但口气上处理得比较慈善，所以并没让我产生抵触。我说：“行啊，你们想了解什么事儿？”
　　男的拿出本子，做记录，女的问：“你记不记得你以前在国宁公司上班的时候负责过一个基建工程，就是盖国宁跆拳道馆那个工程，是你负责的吗？”
　　我说：“是啊，我是工程副总指挥，总指挥是边晓军，边疆的边，拂晓的晓，军队的军。我们俩搭班。”
　　“你分工抓什么？”
　　“我们俩也没明确分工，反正每天就那些事儿。他是总负责人，他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因为以前我没干过基建工程，我不懂。”
　　“后来这个工程是包给哪家公司做的？”
　　“后来，是包给龙华建筑装饰工程公司做的。”
　　“决定由这家公司承包工程，通过招标了吗？”
　　“没有，国宁公司也不是国有企业，所以没有通过市里的招标办公室进行社会招标，而是内部议标，找了两家公司比比资质，比比价，就定了。”
　　“由谁来定呢？”
　　“由国宁公司的董事长钟国庆定。当然，因为这项目是跟京师体校合资办的，所以程序上还要通过俱乐部的董事会，实际上就是跟体校派到董事会的一个副校长打个招呼。”
　　“那钟国庆根据什么来定这家公司呢，这家公司以前跟国宁公司有过合作吗？”
　　“没有。这家公司是我们筹建指挥部报上去的，具体工作是我们做，我们报材料，给钟国庆批。”
　　“那么可不可以说，用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你们定的。”
　　“定是钟国庆定，我们提供情况，也起一点作用吧。”
　　“你说的我们是指谁呢，你和边晓军？”
　　“主要是边晓军吧，怎么了，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你认为在选定工程承包商的过程中，出没出过什么事儿？
　　比如：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腐败现象？“
　　我想了想，一时想不出什么，就说：“我们这工程，总的还行。现在土建方面也完工了，听说质量还不错。要有事儿也是边晓军的事儿，总不会是钟国庆腐败吧，这公司就是他自己的。”
　　女的看了那男的一眼，然后冲我问道：“你怎么肯定除了钟国庆之外，就只有边晓军有可能腐败呢，别人就不可能了吗？”
　　我笑笑：“别人，别人可能想腐败，轮不上。但凡想搞点腐败的人，多少总得有点权吧。”
　　那女检察官也笑笑：“你想腐败吗？”
　　我一愣，知道她是开玩笑。不过他们这种司法人员开玩笑都开得阴森森的。我说：“我也犯不着腐败。”
　　“为什么？你和边晓军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啦。”
　　“怎么不同？”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不该说我那时候是钟国庆的驸马爷，我是国宁家族中的一名准成员。而迈晓军只是一打工的，别着他是我的头儿。
　　“你们不同在哪儿？”
　　那女的不知为什么盯住这个话题，非要问到底似的，我不想再说我和钟家的旧事，便敷衍道：“腐败的事儿，别找我，我还没到那个档次。”
　　两位检察官都不作声，沉默了一会儿，女的说：“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你也再想想我刚才问的那些问题，你要想起什么感到需要找我们主动谈一谈的，就找我们。我们给你留个电话。”
　　我听着这话有点别扭，好像我真有什么问题得老实交代似的。我想这大概是公检法人员的职业病，看什么人都觉得有问题，有话不会好好说。我没作声，看着那女的写了个电话号码留在茶几上，他们告辞的时候，我也挺冷淡的。
　　这事过了之后的第二天，我和安心接小熊出了医院。小熊见到我比见到安心还要亲。这孩子高兴时满脸的乖乖相说不出有多么的打动人，手钩着你，脸贴。我以前从来不喜欢孩子的，现在也不喜欢，只有小熊除外。
　　接小熊回家家里就显得热闹起来，充满了生气。我的心情也随之好转，工作的事也不多操心了，反正能不能成全都听天由命。往往不去想的事情反而来得更快，两天之后刘明浩路过三环家具城的时候就进去告诉安心，我那事成了，让我星期一带上身份证和学历证明什么的上龙都大酒店人事部面试去。
　　星期一上午八点一过我就到了龙都大酒店的人事部，面试很简单，问了几句话，看了我带去的一应证件证书证明，然后就让我填表。又过了两天，通知我去报到上班。洗衣厂厂长一看我长得挺顺眼，跟我认真聊了聊，就决定不让我做机修工了，改做业务推销员。他们那洗衣厂特别大，员工有将近一百人。龙都大酒店内部的活儿也就够吃个半他，他们还得拉社会上的活儿，有好多大使馆，外国商社都在他们这儿洗衣服，洗窗帘，还请他们上门洗地毯什么的。他们原来有一个业务推销员，但形象太寒掺，而且外语不行，外国人的生意一直拉不住。
　　于是我就在龙都洗衣厂干上了。跟刘明浩当初说的差不多，每月工资奖金一千挂零，管两顿饭，可以在单位里洗澡，上下班还有班车。而且，我是搞推销的，还给我配了一台汉显的BP机，还发我一身不太合体的西服，我没穿。每天出去都穿自己原来的西服，我的西服有“都革”的，有“华伦天奴”的，最次也是“皮尔。卡丹”的，穿上去特贴身。我们厂长还同意免费给我洗烫。这西服一穿厂里的师傅都说这小伙子真是漂亮，有个老师傅还想把她的因女介绍给我谈恋爱呢。
　　上班的头一个月我就拉来四个新客户，其中一个是一家自己没设洗衣厂的小宾馆。一下子给厂里增加了近五万元的营业额。
　　按厂里的销售奖励办法我个人提成九百多块钱，我和安心的生活一下子显得宽裕起来。那个月我挣的加上她挣的，一共有三千多块，我们一到晚上上了床就讨论钱多了怎么办，该给小熊买些什么东西，该拿出多少钱还给刘明浩和潘队长他们，等等。
　　我在龙都大酒店洗衣厂工作了一个多月，心情很好。也许是经历了生活的磨练，也许是体会了工作机会的难得，我的表现有时好得连我自己都能惊讶起来。我不出去推销的时候，就常常主动帮其他师傅干活儿，干洗、大烫、发货、接单，什么活儿都干过。我才来一个多月，就得了一块酒店服务质量委员会发的红色微笑牌，据说全店将近两千人每个月红色微笑牌只发六七个，而且大都是一线员工获得。洗衣厂是二线单位，我得了这个红牌是整个儿洗衣厂的光荣，我的照片还因此挂在了职工食堂门口的光荣榜上。
　　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我的新鲜感尚未结束的时候，我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就突然地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
　　那天我因为要等一位非洲使馆的外交官来取衣服，没有出去跑推销。那外交官是我新拉来的客户，脾气古怪，有点挑剔，我怕别人处理不好，就留在厂里等他，顺便帮其他人往餐厅里送台市。我们一个包房一个包房地送，送到大餐厅，一个穿黑西服的管理人员走过来，问我：“你是叫杨瑞吗？”我不知道这人是哪个部门的，但脸熟，好像在职工食堂吃饭时见过，便答：“是啊。”
　　那人又说：“你来一下。”我就跟着他走，手里还抱着一拥洗净浆好的台布，一直走到餐厅外的一个雪茄吧里。那个雪茄阳还不到营业的时间，但里边好像有人。我跟那黑西服走过去。雪茄吧装潢很古老，家具都是深色的，光线也是暗暗的，从阳光充沛的大走廊走过雪茄吧眼睛总要适应一阵。但我能看清屋里有两位是饭店保卫部的干部，还有两位民警，戴着大盖帽站在暗影里，如我梦中一样面目不清。另有一位中年人站在前面，我认出来了，就是一个多月前来过我家的检察院的人，是那个一声不响地做记录的男的。
　　饭店保卫部的人见我进来，向检察院那个男的点头使了个眼色，那男的就先冲我开了口。他明明见过我，一上来还是例行公事地问：“你叫杨瑞吗？”
　　他的口气比那天在我家还要横，横多了。我皱着眉答了句：“啊”
　　那男的接下去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反贪污贿赂条例的规定，你涉嫌受贿，现在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我愣在屋子当中，手里还抱着那操台布。一个保卫干部过来把台布从我手里接过去，旁边那两位民警马上走出阴影，过来给我上了铐子。我想说什么，想告诉他们这肯定是搞错了，但一时愣着什么都说不出，可能是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下子傻掉了。等我镇定下来可以说话的时候我也没再开口，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决定算了，我想在这儿说什么大概都没用，这儿不是容我申辩的地方。
　　他们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就签了，并且按要求，把红印泥沾在食指上按了手印。当他们把我往外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安心，我就站下来，冲那位检察官说道：“我得和我家里的人说一声。”
　　那个检察官说：“我们会通知你家属的。”他话音没落我身边的警察就拉了我一把，说：“走吧。”
　　他们把我从职工通道押出饭店，有好多员工迎面碰上都吓坏了。其中有几个女孩儿平时都挺爱跟我逗的，见我被警察铐出去都惊得说不出话来。男的则窃窃私语，议论我是谁是谁是哪个部门的，我听着觉得自己像被游街示众似的那么难受。
　　我被押上警车，送到了附近公安分局的看守所里关起来了。
　　关到看守所的第一天没人找我。我坐在押号的墙角，心里难过极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安心。我不知道我一旦真回不去了她一个人带着小熊该怎么过，也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收回那房子把他们赶出去，安心会不会认为我真的贪污受贿了而对我失望而移情别恋……想到这些我控制不住他心酸想哭。
　　号里还有几个老犯人，看我进来对谁都爱搭不理挺没规矩的，就过来想欺负我，没话找话地问我什么事儿进来的，带烟了吗，哭什么哭什么……等等。我没有一点心情，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的这副样子让这帮社会渣子以为我是个娘娘腔的小孩子，得寸进尺地嘲笑我，甚至还动手拍我的脸，翻我的衣兜。我站起来，想摆脱他们，他们以为我是不服，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挤在墙角，上面扇嘴巴下面用膝盖撞我老二。我急了，一肚子悲愤全发出来，我那会儿就想老子他妈拼了，不活了，我连死在今天的心都有！
　　那些人当然是小看我了，我在大学练排球后来又练跆拳道的身手在脸上是一点看不出来的。我甩开他们，不等他们上来就用一连串的下劈、前增、后摆等动作，把那几个关了些天已经关虚了的老犯人踢得东倒西歪，口鼻蹿红，直到看守所的民警听见声儿不对了赶过来开门把我拉出去，这场架才算打完。
　　我被单独关进一间没有阳光的小号里，警察让我戴了三个小时的背铐。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给我摘了。吃完饭，我看见新接班的警察拿着铐子又过来了，就哀求他，说我的胳膊都麻了，别给我戴了成不成？那夜班警察问：白天为什么给你戴呀？我说：因为他们欺负我来着。警察说：他们欺负你怎么不给他们戴呀？
　　我说：他们欺负我，我反抗来着。警察说：听说你是个大学生是吧，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我说：因为冤枉过来的。警察说：都这么说，干了坏事儿谁愿意承认呀。我知道跟他争辩没一点用，弄不好他一不高兴又给我铐上了，便不吭声。警察说：你自己说，还戴不戴了？我说：不戴了。警察说：不戴你又动手打人怎么办呀？我说：要把我关回去呀？警察说：想得美，你一个人老实在这儿呆着吧。我说：我一个人打谁去？警察愣了一下，说：你小子怎么那么贫呀，告诉你，到了这儿你可老实点儿，再出什么么蛾子就再把你铐起来。我低着头，没再接话，警察就锁上门走了。
　　第二天，检察院来人了，提审我。还是那一男一女两个人，还是那女的问，那男的记。这下我才知道，我折进来是因为刘明浩和龙华公司那位老总结我两万块钱的那件事。
　　他们这次提审只是向我核实这件事的细节――在什么地方吃的饭，钱是谁给的，是装在什么东西里给我的，当时我们都说了什么，然后这钱我都怎么“挥霍”的，等等。我每次要解释他们都打断我，让我只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回答是或者不是，别扯别的。今天我们来只是核实情况，以后有的是时间让你解释你急什么！
　　从他们的言语之中我分析出，龙华公司的那位老总大概出了什么问题，似乎也被抓了，我受贿的情节是他的案子捎带出来的。但他们的另一些话又使我感到，我是国宁公司内部的人检举揭发出来的。也许这两种分析都成立，钟国庆不是说过吗，他要照死了整我。要不是我今天在这儿坐在检察官的面前，他的这句话我几乎都忘在后脑勺了。
　　那天提审完了，让我到看守所的一间办公室去取了被子，民警说是我家里人送来的。我一看那套被褥和几件衣服，就知道安心来过了。我急着问民警：“我家里人说什么没有？”民警瞪着眼反问我：“说什么呀，啊？等以后你们能见面的时候，她说什么你自己听，现在能说什么呀！”
　　这儿的警察说话都像吃了枪药似的，火气特大，好像不大不足以压住我们这帮犯人的嚣张气焰。我抱着被子，满脑袋胡思乱想着，又被押回了刚进来时关押的那间大号。昨天挨打的那几个犯人见我回来了，都不吭声。我故意做出满脸横肉的样子，目光歹毒地四下打量，以威慑他们。其实，我心里还是怕他们，不知道他们会再用什么法子报复我。
　　后来我才发觉，这帮人都他妈属于欺软怕硬的主儿，我一回来他们也特害怕，他们还怕我报复他们呢。后来他们跟我熟了，居然全都贱兮兮的对我好起来，一个赛着一个亲热地好起来。
　　我在看守所的日子也就好起来，不必再像刚进来时那样每分钟提心吊胆，高度紧张，防备暗算。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自然习惯下来，松弛下来，再差的环境也会品出些快乐。人兽同源，人的适应性其实跟动物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检察院又提审了我一次，是那男的一个人来的。这次主要是让我交代我是怎么在得到了龙华公司给的好处之后，设法使他们中标的。其次，也听了我对他们的指控发表辩解。我辩解完了他没有表态，无论批驳还是认可，都没有，倾向性的表情也没有。听完了，扼要地记在他那个黑皮本子上，就走了。
　　又过了几天，一切消息都没有。我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不像刚过来时吃不下睡不着的样子。想安心想得也麻木了。偶尔，也会想起我爸。我想我爸当领导那么多年，公检法方面绕着弯的关系肯定是有的，他要真想救我，不至于一点动作都做不出吧。但我自从上次和他吵架动了手之后，就再也没去看过他。他的脾气我知道，我们父子一样，跟那帮老犯人的脾气正相反，都是吃软不吃硬的。我越不去看他，他越赌气，要不然怎么让刘明浩告诉我他要把我住的房子收回去呢，多狠！他准是气到一定份儿上才这么做的，并不是真缺了这份房租就过不下去了。我想说不定我爸知道我被抓了多少会有些解气的快感，他会对别人，至少对刘明浩显摆他的先见之明：我早料到了，他跟上那个女的，早晚有一天得摔个大跟头！我说什么来着……
　　我爸要是觉得他说对了，他得意还来不及呢，还能靠他救我吗？我才不想呢。
　　后来，有一天上午，我又被提出去了。进了审讯室，看见检察院的那两个都没来，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让我在桌前坐下来，态度严肃，但很放松。她给了我一张名片，还没等我低头看就开口说道：“我是宏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应你的朋友安心的要求，准备担任你受贿一案的辩护人，你对由我来为你辩护，要提出反对意见吗？”
　　我呆呆地，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似乎是想了一下，或许是什么都没想，竟脱口反问了一句：“安心请你，得花多少钱？”
　　那女律师对这问题有点意外，没想到的，但她还是认真严肃地回答了我：“我们事务所是根据司法部规定的标准收取代理费和辩护费的，至于说你这个案子该收多少费用，那还要看案件的难易程度和审理的时间，还要看一审之后有无上诉和抗诉，才能确定。”
　　紧接着下面的话，我知道是不能问律师的，但我还是自言自语地、傻傻地问了出来：“她哪儿来的钱？”

[sohu]

二十三
　　关于我的案子，有一个疑问至今没有搞清，即：究竟是谁把我告了。
　　在开庭之前，我一共和那个女律师谈过三次，她从我这里了解真实的案情，我从她那里揣测真正的告发者。
　　我一直认为我是被冤枉的，是被人――也许就是被钟宁和钟国庆――诬告的，他们告我入狱，以雪“前耻”，也许这事他们早就蓄谋已久。我也一直认为，法律最终将会公正地为我洗脱罪名，恢复名誉。但是在和律师谈过几次话之后，我才预感到情形有些不妙。
　　律师认为：首先，按照有关规定，那两万块钱在性质上完全有可能被认定为是一笔大额的回扣。其次，这笔回扣在事实上，是被我拿去了，并且，用术语说，是被我“挥霍”掉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按照反贪污贿赂条例的规定，收取回扣是否构成受贿，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回扣是否公开；二、回扣是否人账。如果我收取两万元回扣这件事是公开的，单位领导是知道并且同意的，同时记入了单位的正式会计账目。那就不构成受贿，就属于合法的回扣。
　　关于第一点，我理直气壮地向律师保证，我收这笔钱肯定是公开的，是经过我上面的两级领导――边晓军和钟宁――同意的。其实当时我是把钱上缴了，我第二天就交给边晓军了，是他们非让我拿我才拿的。关于第二点，我就有点嘴软了，这钱显然没有入账；没有经过国宁公司也没有经过路拳道馆筹建处的财务，没有在账上过一下就直接让我拿了。我本以为钟宁和边晓军一个是老板一个是上级，他们让我拿我就拿了，我并不是偷着摸着拿回扣然后损害公司的利益搞豆腐渣工程，我确实从没想过要利用职务收受贿赂谋求私利。听律师一讲我才明白，当时要是把这笔钱先交到公司的账上，老板同意让我拿再从账上取出来给我，大概就没事儿了。
　　除此之外，律师从案卷上了解的情况比我想像得还要严峻，不仅是关于是否人账这一条对我不利，就连是否公开这一条，找也同样处于险境。律师告诉我，检察院搜集到的证据中，没有一条能证明我当时曾经把这笔钱上交了或把这件事向上级汇报了。
　　从国宁公司出具加证明材料上看，公司并不了解我当时收到过这笔回扣。而在龙华公司那位老总的供词中和后来清查龙华公司的账目时，都有曾向我支付过这笔钱的说明和记载。
　　事情很明白，我想这是国宁公司要置我于死地了！
　　但我没有办法。我除了惊讶、怨恨、目瞪口呆之外，就只有后悔。我后悔自己当时那么糊涂、大意、行为不慎、缺乏常识。
　　我并不想受贿，没意识到受贿，但却难以洗脱受贿的罪嫌。我想想我那时头上有了一顶工程副总指挥的顶戴花翎就以为自己真的什么都懂了，我刚刚从大学走上社会就以为对这个复杂的社会已全能应付了。我那时的自信实在盲目得有点可笑，现在才知道我不过是个什么社会经验都没有，好多程序都不懂的好高骛远的小孩子，一个嘴上无毛的傻冒而已。
　　我完全熟悉钟宁是怎样一种性格，她要喜欢谁谁就样样都好，她要恨了谁谁就一无是处。她当初陷害安心可以不择手段地砸了她的饭碗，现在对我自然也能毫不犹豫地出入人罪。她哥哥钟国庆就更别说了，能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引车卖浆者流混成一个腰缠万贯的大款巨富，他不心黑手狠行吗！
　　我推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也许只有这个人才能证明我的无辜。我向律师提供了他的名字，我请律师去找他，我告诉律师我女朋友安心也认识这个人，要找他的话可以让安心带着她去。
　　这个人，就是刘明浩。
　　开庭的前一天，律师又来了。她每次来，我除了回答她的提问，向她讲述这个事情的过程和细节之外，更多地，是向她打听安心。从她那里我知道，安心现在还好，她为我的事很是着急，但也还算坚强，她给了律师很多帮助，带她或陪她去找她需要的那些证人。她告诉律师，她最佩服也最害怕的人，就是律师。律师说这东西是黑的，就准能找出黑的证据，说这东西是白的，也难能找到白的理由。也许南德那两个律师留给安心的印象太深了，让她根深蒂固地认为，律师的手心手背，一反一正，完全可以把翻过去的天再翻过来！
　　律师在开庭前和我做最后一次见面时，才告诉我安心为了帮她搜集证据四处奔走，早就辞了在家具城打的那份工。这件事让我感到意外和难过，安心的情况我知道的，没有工作她吃什么？
　　孩子吃什么？
　　我问律师：“她还住在我家里吗？没人往外轰她吗广律师说：“目前还没有，昨天我还和她见过面呢。“
　　我低头沉默。也许是我的厄运来得太快，快得泞不及防，到现在为止，我依然难以适应和接受这个现实，始终怀疑这不过是一场噩梦。
　　律师虽然是个女的，但她的职业习惯和专门知识使她有着我们这些男人也难以模仿的冷静和机谋。那些让我委屈、忿怒、震惊和哑口无言的事情，从她嘴里说出来，都变得客观、平常、事务性和见怪不怪了。她说：“杨瑞，关于你这个案子的事实部分，我们都谈得差不多了，我今天来，只想最后听一下你的意见，明天开庭，你到底要我怎么辩？”
　　怎么辩？我没有听懂，搞不清律师是指什么。我说：“你们不是说：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吗，事实就是这样，你都知道了，怎么适用法律，你比我懂。”
　　律师思忖一下，好像有什么话不知该怎么说似的：“杨瑞，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承认你的行为触犯了受贿罪，那我辩护的重点就是你受贿的过程和特定的背景比较特殊，情节上应该认定属于比较轻微，这样辩护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缓刑。根据你这情况，争取到缓刑把握还是比较大的，一判缓刑你就可以出来了。你想出来吗？”
　　我愣愣地，说：“当然。”
　　律师点一下头，眉目间没有一点表情，她那张从来不笑的脸上向来就看不到任何喜怒哀乐。她接下去说：“还有一种辩法，就是辩你无罪，如果成功，你就可以彻底洗脱这件事，清清白白地出去了。但是，辩无罪把握不大。现在只有你哥们儿刘明洁答应到时候出庭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证明你事前表示过要把钱上交给边晓军，事后也和他谈到过钟宁和边晓军都同意这钱留给你。法庭如果来信他的证言，这笔回扣基本上就符合公开的要求了。至于说没有走账，那是钟宁和边晓军的事，不应由你负责。
　　但这样辩稍稍有点牵强，还要看控方的证据强不强，有没有新东西，所以不敢说有把握争取到无罪的判决。我这么辩，万一失败，那法庭就会判你有罪，一旦判你有罪，恐怕连缓刑也争取不下来了。因为高法过去有个规定，凡是拒不认罪的，不适用缓刑。一旦判了你实刑，你就真的要在监狱里蹲上它几年了。所以，你到底是想让我做有罪的辩护争取判一个缓刑先出来，还是要无罪的辩护去碰碰运气，这两种选择你必须想清了，你必须有个明确的意见，我好按你的意见进行辩护。咱们统一了意见，明天在法庭上还得打好配合。“
　　我一时无措，脑子里有些乱，怎么也理不清头绪似的。我只有求助律师，这个可能还不到三十岁的像个严肃的大姐姐似的女律师，现在在我眼里几乎无所不通。
　　我问：“如果，你做有罪的辩护，争取到缓刑有几成把握？”
　　她说：“百分之九十。”
　　我再问：“如果做无罪的辩护，判无罪有几成把握？”
　　律师没有马上回答，仿佛需要心算似的，沉默了一下，才说：“百分之二十。‘”
　　我也沉默了，抬眼看律师还在盯着我，那目光像有重量似的落在我的心上，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你说呢，”我问，“你说应该怎么选择？”
　　“各有利弊。”
　　律师的回答简单、干脆，而且无懈可击。我闷闷地说：“你问过安心吗，她希望怎么样？”
　　“问过，昨天我和她详细谈了，我是把她当做你的亲友征求她的意见的。我应该征求她的意见吗？”律师反问了一句。
　　“应该，她是我亲人，她代表我的亲人，代表我的家庭。她怎么说呢？”
　　“她说，这事，还是由你自己决定。”
　　“她没说一点倾向性的意见吗？”
　　律师想了想，说：“没有。她当然很希望你能早些出来，但他怕你认了罪，心里不通，怕你会一辈子不快乐，怕你今后背上这个罪名，一辈子的前途都受影响，她怕你一辈子生活在这个阴影里。”
　　律师停下来，等着我表态，但我依然低头不语。律师没急着催我，像是有意给我思考的时间，停了一会儿，她还是开了口：“其实，你即使不认罪，法院判你有罪，你的罪名还是成立的，一样会一辈子跟着你，一辈子影响你。我觉得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你不如争取一个缓刑先出来。”
　　律师终于说出了她的倾向，她说完看着我，看我如何在这场俄罗斯轮盘赌式的游戏中下注。我记得美国有一个老电影叫《猎鹿人》，我以前看过这个碟。说的是几个美国俘虏被一群越南士兵退着用装了三颗子弹的左轮手枪顶住自己的脑袋，供越南士兵打赌，六个弹匣装三颗子弹，顶住自己的太阳穴打，生与死的机率一半一半，而且让你自己选择，太残酷了，当时看着就觉得残酷！现在，我感到自己就像那个用枪顶着自己脑袋在钩扳机前浑身哆嗦的美国大兵。
　　律师补充了一句：“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后还是你自己决定。”
　　我命令自己停止徒劳无益的思索，停止内心深处的颤抖，我抬头，看律师，我又命令自己发出的声音要镇定自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时候我干吗要装得这么无畏和果断。
　　我说：“我要无罪！”
　　律师看了我半天，她看了我半天，才点了点头。一句话都没有再说。
　　第二天，法院如期开庭。这是个小案子，来旁听的人不多，所以我一被押进法庭就很容易地在旁听席上找到了安心。她坐得不算太靠前，目光一直在看我。她的脸上向我传达着一种不露形迹的微笑，那微笑中的温暖含意只有我懂，我在那一瞬间突然感到她像我的母亲。
　　其他旁听者我都不认识，但一群俩一伙散漫地坐着，有点像哪个大学的学生自愿来观摩庭审实况的。
　　除了安心的微笑外，我到今天为止，几乎不能完整地回忆那次审判的情形。我记得那天钟宁和边晓军都去了，他们是作为证人而不是旁听者去的。钟宁上场时我很冷静地和她相视，我的目光尽量心平气和，而她却依然是一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架式，她作证时的语音腔调也依然是那么咬牙切齿不肯饶人。我知道，钟宁的个性、地位、文化修养和她的年龄，都还没有让她学会宽恕。
　　在我的印象中，那天律师的表现还是可以的，至少那振振有词的架式使人相信她在个人水平方面基本上没掉链子。她发表的辩词的核心观点，就是我拿的这笔回扣是上交给公司后经公司负责人同意又返还给我的，因此在性质上已经属于公司对职员的奖励。我也按照她这个论点，向法庭陈述了我如何把钱交给边晓军，如何跟钟宁说这事儿以及边晓军和钟宁如何答复我等等事实。对于我的陈述，控方的证据似乎驳斥得很轻松，先是边晓军面无表情地作证说，不记得我曾交给他两万元回扣款这回事，后是钟宁高腔大嗓地否认我在送她上飞机去南京的路上跟她说过这事。边晓军从走进法庭作证到作完征走出法庭，目光始终回避和我对视，他只看着法官和检察官说话，让他离场便低头数步似的走了。钟宁则一进场就盯住我，作完证又看我，脸上还露出得意和恶毒的笑来。我依然用平和的目光看着她，想让她在这平和的目光中良心受责，但直到她离场我也没看出她对自己这一套阴谋和伪证，有半点脸红。
　　律师反击这些伪证的最后一招，就是当庭公布了我和钟宁以前的关系，以及以后的破裂，以及破裂的原因。即是说明我当时作为国宁家族的一名候补成员，不可能私贪这区区两万元的小财，也是提醒法庭注意钟宁在此案中具有设局报复的动因。公布我和钟宁以前的关系，以及我因为爱上了其他人而和钟宁闹翻的过程，是律师说服我同意的。她认为这恰恰是这个案件人物关系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事实，可以让法庭对钟宁证词的可信度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按回避原则取消她的证人资格。
　　律师拿出的最后一个征人，就是我的哥们儿，我从小就相熟的朋友，我的忘年之交刘明浩。
　　我记得刘明浩进场的时候，我冲他笑来着。我知道刘明浩是我这一方的证人，在被关押数月与外界长期隔绝之后，突然看到昔日的老友赶来为我作证，我心里感到特别的心酸和安慰。我不由得感叹朋友都是从小交出来的，只有小时候的朋友才会成为永远的朋友。我真想刘明浩能看我一眼，我真想让他看到我正冲他笑呢。但他也和边晓军一样，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回避了和我的对视。他从侧门出来，低着头，直接走到证人席上，他的脸老是向着另一个方向歪着，我也不知道他在看谁呢。直到审判长开始发问我才看到了他有些紧张的面容和不大自然的眼神，那面容和眼神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记得，证人席上的刘明浩，目光闪烁，口齿不清，面色青灰，肌肉僵硬。他在回答审判长提问时的反应，几乎近于迟钝。
　　他的声音、模样，也让我感到陌生。我现在甚至都回忆不清那天审判长是如何发问，他都答了些什么。惟一还深刻地留在我记忆中的那几句回答就是：“……不，他收起这笔钱时没说过要上交给边晓军……不，他后来没再跟我说起过公司同意他收这笔钱的事，我不记得他说过这件事。”这就是刘明浩的证词！他的证词使他在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控方的证人。
　　在那天庭审的整个儿过程中，只有到了这一刻，到了刘明浩突然叛变反水做出如上证词的这一刻，律师才傻掉了。
　　后来，很久以后，我原谅了刘明浩。从美国回来我第一个落脚的地方，也还是刘明浩的家。在我动身去云南寻找安心之前，刘明浩还塞给我两万块钱让我当盘缠，和当初这笔回扣的数额一样，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钱我当然没要。
　　我原谅刘明浩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商人，商人的原则就是利益至上。我后来才知道钟宁钟国庆不知怎么得知刘明浩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辩方证人，于是在开庭的前一天，也就是在我要求律师破釜沉舟做无罪辩护的同一时辰，国宁集团供应部的头头儿请刘明浩在北京饭店吃了顿谭家莱，吃完之后双方酒酣耳热地当场签下了国宁大厦空调系统的供货意向书。据说那是一笔总标的在四百万元以上的大交易。
　　我被判有罪，刑期两年。在判决书送达的当天，我的律师代表我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一个月后，市中级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予缓刑。
　　在终审判决之后，送押之前，律师托了关系，让安心以家属的身份到看守所和我见了一次面。见面时我发现我们俩都不约而同地刻意做出轻松的神态和语气，想安慰对方，其实心里面一个比一个难受。我们都装做若无其事地说着些关于身体呀、睡眠呀、饭量呀、找工作呀之类的不痛不痒的事情，还有关于小熊的病现在怎么样啦等等浮皮潦草的话题，至于我和安心的未来，未来怎么办，这些我最渴望向她了解也最渴望彼此沟通的问题，反而谁都没说。不仅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尖锐得令我不敢启齿，而且还因为，我们会见时屋里按规定还有一位民警在场，那民警和我那位律师在一边有一招无一搭地聊着天，一只耳朵当然还负责监听着我们这边的谈话。
　　见面进行了十分钟，快结束的时候，安心突然把她脖子上的那块玉观音摘下来，隔着桌子递给我，我们的手只有利用了这个机会得以接触了瞬间。我的手是热的，安心的手是凉的。她一向这样手脚冰凉的，我曾经好多次说过等有钱了一定要带她去看看中医，好好调理一下气血的。
　　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不敢逗留地感受了一下对方的体温，就松开了，安心说：“戴上它你就知道我一直在你身边呢，我在保佑你呢。”
　　虽然她的手是凉的，但那块被她贴身带着的玉观音却是温热的。警察看见了我们的动作，怀疑我们是在交接什么秘密的和违禁的物品，立即走过来干预。
　　“嘿，拿什么呢这是？”
　　警察问我，律师也过来了，我把未及收回的手掌在桌面上摊开，发白的掌心上，卧着一块碧绿的玉石。律师用半是恳求的口气向警察咨询：“这个应该没问题吧，这是挂脖子上的东西。”
　　警察拿过那块玉石仔细端详，那玉石上还荡着一条细细的红绳。警察说：“这玩意儿，得值多少钱呀？凡是贵重物品都不能带进去，带进去也得让监狱收起来替他保管。”
　　警察把那只玉观音直接还给了发着愣的安心，说：“别把这么贵的东西给他，回头他到里面再把这个换了烟抽你可就赎不回来了。”
　　接下来他不容我们再说什么，看看表，表示见面的时间已经到了，该结束了。
　　“怎么样，好了吧。”警察说。
　　我很守规矩地站起来，说：“好了。”
　　安心也站起来，眼圈一下子红了。
　　我冲她笑一下，想把轻松进行到底，我笑着说：“以后别再来了，先找个工作，然后，赶快带着小熊改嫁去！”
　　安心的“轻松”阵线终于崩溃，眼泪珠子像往外倒似的，成串地掉下来。她没说一句话，用攥着王观音的手背擦了把眼泪，转身拉开屋门，一句话没说地跑出去了。我也想掉眼泪，但我忍住了。
　　两天后我离开看守所，转押到北京监狱，执行两年的有期徒刑。监狱的生活是枯燥和压抑的，除了每天学习和干活儿外，我继续进行着几乎是为了平衡内心、支撑精神和维护面子的徒劳无益的申诉。每天日出回落，上工下工，心情郁闷，很少快乐。周而复始的日子过得没有一点新意，让我常常后悔当初没听律师的忠告，认了罪争取缓刑早早地出去，至少那样还能和安心继续在一起。如果她不嫌弃我是个罪人的话，我们就能继续在一起，像以前那样生活了。难道安心会嫌弃我吗？
　　对我来说，两年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因为这两年中什么都可能发生。也许当我走出监狱的铁门时，安心真的早已移情别恋，早已有了新的生活，碰上了新的如意郎君。生活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不变的生活不变的人是绝对没有的。特别是安心的处境，没有工作还带着孩子，摆在她面前最重要最迫切最需要考虑的，毫无疑问，不是爱情和忠贞，而是现实的生存，不为她自己，也得为孩子。所以我跟她分手时说的那句关于让她赶快“改嫁去”的话，尽管不是我的本意，甚至是我内心深处最怕的事情，但我必须要说！这话不是玩笑，我不能给安心任何要她等着我的心理压力。何况我以后就是出来了，也很难再找到很体面很白领的工作了。正经公司正经企事业单位难会要一个有受贿前科从大牢里放出来的人？毫无疑问，我将一辈子，因这个罪名，而成为一个不受人信任的东西！
　　安心和我不同，她虽然有那一段生活的创伤，还有一个孩子，但这都不要紧，都不要紧的。她依然青春美丽，看上去依然像一个单纯的处女，她的相貌对很多男人依然有诱惑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好，她的历史虽然复杂，但清白。清白这两个字现在在我心里，有着特别珍贵的意义。
　　安心从那以后果然再也没到监狱来看过我了。后来我爸倒是来了一次，没见我，送了些营养品之类的东西，还有几本书，知识性的。他通过监狱干部转告我，让我好好听干部的话，好好改造，注意学习，改造好了将来出来一样可以重新做人，一样为人民服务，为四化服务。
　　我爸来给我送东西，还记着他有这么一个儿子，这事本身就让我很感动。他送什么无所谓，说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亲人。也许因为那时安心突然杳无音讯，我给她写信她也没回，我心里非常深刻并且痛不欲生地感到一种被遗弃的恐惧。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安心在看守所和我见过最后一面的第二天，就把孩子捆在背上，坐火车回到云南清绵去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回到清绵，一走进她家那幢北方式的宅院，在那院子里一见到她的面目惊讶的父母，便双膝跪下。她泪如泉涌，长跪不起。她对她的父母说：“爸爸，妈妈，你们帮帮我吧，我要去救一个人，他对我太好了，我爱他，我必须报答他！”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安心的父母，卖掉了他们几乎全部的财产，包括他们那座飞檐重瓦的北方的宅院。他们从当年富甲一方的大户彻底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人，。如果不算他们交到女儿手里的那一笔将近三十万元的现金的话。

[sohu]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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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样一个早已习惯见异思迁的男人能这么脱胎换骨般地爱上一个固定的女人确实是个奇迹，这奇迹的发生首先应该归功于安心的人格人品，是她的人格人品对我产生了包容和感动的作用，这说明好的道德品质对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在我和安心的交往中，她总能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惊讶，让我始终维持着对她的新鲜感和好奇心。譬如她的相貌和她的经历之间，就有着不可思议的距离，她的内在性格和她的外部气质之间，也有着难以想像的差别。这些距离和差别，就是安心特有的魅力！
　　就像我怎么也没想到她这样一个看上去柔弱似水的女孩能在半空中划出那么流畅饱满的后摆腿一样，我也同样没想到在那张清纯善良的面孔下，竟然也潜伏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果敢与机谋。
　　对此我只能归结为她曾经接受过的职业训练，以及那段惊心动魄的非凡经历。她毕竟经受过一场生死的考验，她过去的职业和经历常常让我情不自禁地心生敬意。
　　安心最让我感到吃惊的，还是她在我入狱之后，孤身一人对我展开的营救。当时我在狱中和她断绝音讯，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去向和行踪，如果我当时知道她还在换而不舍地上下打点四处奔走的话，我定会劝她罢手。我知道这是个“铁证如山”谁也翻不过来的官司，死马非要当做活马医很可能劳而无功而且徒费钱财，等于把钱财扔进一个无底洞中连响都未必听见一声。我知道钱财现在对安心和小熊母子来说，就等于生存和活命，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而且我想，安心也没钱。这年头没钱能干什么？
　　大概就是在我几次申诉不被理睬正处于绝望委靡的那个时候，安心带着二十八万元的巨款从清绵赶回了北京。她先找到了我原来用的那位女律师，付了那女律师足够的钱，然后和地共同谋划了如何推翻原判的步骤。她们先是找了刘明浩，动之以情不起作用便晓之以理，晓之以理收获不大便诱之以利，最后终于从刘明浩身上打开缺口。刘明浩有义气的一面，也有见利忘义的一面，所以实际上，情与理，义与利，对他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律师保证他原来在法庭上的证词绝对不会被指控为伪证和诬告的前提下，答应重新作证，把我当时在饭后的餐桌上收那两万元回扣的态度和过程，以及后来我向他说过边晓军和钟宁同意把那两万元钱给我的事实，重新做一个证明。他同时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边晓军和国宁公司闹了点矛盾，最近不知是辞职了还是被炒了，反正已经不在国宁集团干了。这个情况令安心和律师精神大振，都有了一种曙光在前，胜利在望的预感。
　　她们马上找到了边晓军。找的过程很复杂，边是个夜不归宿，行踪无定的人。律师手里事多，搭不起这份功夫，安心就一个人接着刘明法提供的线索，一点一点地找，找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找到了这个家伙。她在一家夜总会的门口堵住了边晓军，说有事要找他谈一谈。边晓军没见过安心，见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儿在这儿等他，心有点乱。我知道边晓军和他太太的感情一向很淡，以前总和我开玩笑说人到中年的三大快乐就是升官发财死老婆，听得我毛骨悚然。他很乐意地跟着安心去了一家幽静的小酒吧，坐下来点了饮料慢慢谈。他大概烧心火燎地盼着和安心能有进一步的故事发展，但没想到安心上来就拿出三万块钱来，一万一捆，一捆一扫地往他面前一搁，弄得他瞪着眼睛几乎不知所措。
　　当天晚上安心离开那家小酒吧之后就去找了律师，向她报告了和边晓军秘密晤谈的结果。边晓军在知道了安心和我的关系以及她的来愈之后，当然不会再动什么邪念，索性和安心做起了生意，他把价码加高了一倍，要安心至少付六万否则免谈。安心没有犹豫立即成交，她答应付边晓军六万，边晓军答应跟她去见律师。
　　剩下的事主要是技术性的，由律师分别同刘明浩和边晓军协商他们的新证词。刘明浩不想过分得罪国宁公司，所以不想让律师披露国宁公司收买他让他作伪证的事实，尽管国宁公司和他签的那份国宁大厦中央空调的供货意向书到后来并未落实，刘明浩最终只是得到了国宁公司用来替换这笔大买卖的一桩小生意――印制国宁大厦的销售小册子，一共赚不了几千块钱还特操心特麻烦的事。钟国庆也是生意人，也许他觉得刘明浩在法庭上的那几句证词，撑死了也就值这些。
　　边晓军则不同，他主动表示愿意将钟国庆逼他作伪证的内幕抖楼出来。当时钟国氏亲自找边谈话，要求他在法庭上否认我曾经向他报告过收到两万元回扣的事实，否认他当时同意那笔回扣让我拿着的事实，以达到诬陷我的目的。反正是钟国庆逼他干的，就是构成伪证罪，主要承担者也应该是钟国庆，因为钟国庆当时和边晓军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边晓军“迫其压力而从之”，在法律上属于胁从的角色。首恶必办，胁从不问，边晓军自己不会有什么麻烦。当然边晓军这么积极主动地帮忙并不是因为得到了六万元的好处，而是因为他和国宁兄妹之间，不知结下了什么思怨。他在国宁公司的职务反正被撤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和律师谈话时，大有一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气概。
　　除此之外，边晓军还出谋划策，提供了其他几位证人的姓名和联系方法，他以前曾和这些人在不同场合时钟宁把那两万元回扣发给我表示过不满。这事当时在公司里有不少人都知道，边晓军提供的这几个人基本上都是炒了国宁公司或被国宁公司炒了的人，只要多塞点钱给他们免得他们怕麻烦，估计出来作证都没什么问题。
　　回扣这件事这么多人都知道，肯定是符合回扣必须公开的原则了。至于是否有账，律师认为在一家私营公司里，老板回头对财物的处理决定，是有效的。钟宁同意回扣让我拿着，那回扣实际上就是公司对我的奖励，走没走账不是我的责任。这观点她上次在法庭辩论中已经阐述，观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上次败诉的主要原因，是控方证人异口同声地否认知道回扣这件事，否认我得到这笔回扣是老板同意的。如果这次能证实公司负责人对这事是知道的，能证实老板是同意把这钱给我的，那么我暗中受贿这个罪名，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恶果，就都难以成立了，就都站不住脚了。
　　在一九九九年的春天，律师通过法定程序，以发现了新的证据证明原判有误为由，向法庭提出复审请求。四月二十八日，那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法庭开庭复审我受贿一案。审判长在审查了辩方提供的新的证据材料，对证人进行了调查询问，狡辩双方进行了简短辩论之后，当庭宣判：原告方对我受贿的指控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原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的有罪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复审重新判决：被告人杨瑞无罪！
　　当天我在律师的陪同下以自由之身走出法院的大楼，仰脸看到外面的天空，比监狱里的蓝，比监狱里的大。天地之间，投满了阳光。我把目光放平，看到法院大楼的台阶下，站着我深爱的安心。我们彼此注视，我看着她消瘦的面容，心里特别难受。我一步一步慢慢走下台阶，站在她的面前。我看到她眼中的泪水，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她抬起右手，轻轻地，摸我的脸，我也慢慢地伸出双臂，将她揽在怀里。多久以来，我日思夜想的，就是像现在这样，用力地拥抱我的安心。
　　律师也走下台阶，走到我们的身边，她说了句：“祝贺你们。”我们不约而同地转头看她，她已走到路边一辆等客的出租车前，拉开车门，回头冲我们笑笑。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容。她说：“有事儿呼我。”说完上车，车子转眼开上了大路，汇入了长不见首尾的车辆的洪流之中，像一滴水汇入了奔腾的江河一样，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我感谢律师，我感谢法律，我感谢所有为我说话的证人，哪怕他们是为了钱，或者是为了其它目的，但他们终于说了真话。
　　正是由于他们的真话，我不仅得以终止牢狱之苦，重获自由，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清白之身。
　　我感谢安心！
　　我那时还不知道为了这阳光灿烂的一天，安心已倾家荡产，她使每一个在这场审判中发生作用的人，得到了利益，包括律师。律师也一样，这年头谁也不能为你白干，谁也不能仅仅为道义，为真理，白干。
　　安心付出了一切，包括她父母毕生的积蓄，她要得到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站在法院高高的台阶下，看到我从那门深似海的大楼里，昂首阔步地走出来。
　　我感谢安心的父母！
　　从我知道我的清白不仅仅是用清白换回来的，也是用金钱赎回来的那一天起，我：就渴望着能到清绵去。我渴望见到安心的爸爸妈妈，我要在他们面前长跪不起！我没能让他们的女儿过上一天丰足的生活，反而使她的全家被拖累得一贫如洗。我想跪在安心的爸爸妈妈面前发誓，这个恩情我一辈子都要报答！
　　现在，我终于接近了安心家的旧居。在我走出法院已经将近一年以后的这个早晨，我穿过清绵那座古老的袖珍小城，终于在山林掩映的一个湖边，看到了那幢北方的宅院。那院落在周围错落有致的云南民居中，几乎像一个小小的名胜古迹，让我感受到一种黄河文化特有的亲切。我明明知道，这院子已经不是安心的家了，但我一看到那一团青砖黑瓦就禁不住心跳起来，禁不住加快脚步向它奔去。
　　我终于站在这座宅院的门前了，这院子比我的想像要简单和平易。我凝视着那两扇用铁皮饰角的院门，早已油漆斑驳，露出几分破败之相，几分物是人非的凄凉，但门前两侧石鼓上那一对雕刻精致的小狮子，张牙舞爪的姿态表情却依然神采奕奕。四周很静，一如安心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与尘嚣隔离的地方。
　　我用手击门，门上发出一种陈年古旧的声音，我大声问道：“有人吗？”
　　院子里有了些零乱的响动，那响动很快归结为一串踢踏的脚步声，随后门“吱嘎”一声打开来，门轴的响声经典得完全像电影里特意做出来的音效。
　　开门的是个年轻人，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我微微欠身表示打扰，问他知不知道原来住在这里的一位性安的人家搬到哪里去了。那年轻人做思索状：姓安的？这时从院里又走出另一个人来，是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接了话说：“你是找原来住在这里的安大夫吧，他们去年春天就搬了。”
　　我说：“我知道，请问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老者说：“他们搬到县群众文化馆去住了。不过听说现在也不在那里了。”
　　我问了去群众文化馆的路径，然后谢了这座院子的一老一少两个新主人，再然后我透过那扇只开了一半的院门，向院里投以匆匆一瞥。这院子曾是安心的家，这地方就是安心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院内的一砖一瓦，院外的一草一木，都在我心里激起些冲动和通想，我几乎分不清这些东西究竟是满足了还是更加撩起了我对安心的思念。
　　我找到清绵群众文化馆的时候，正是这里开午饭的时间，工作人员都回家吃饭去了，馆里几乎没人。这是一座半新不旧的两层砖楼，楼不大，门口却挂满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招牌。什么图书馆、联谊会、研究会、辅导站之类，大概都是群众文化馆的分支机构。这楼里大多数房门都锁着，没锁的也空着，偶尔见到有人匆匆交臂而过，一问安大夫和他在这儿工作的爱人，都是一脸茫然。我在楼里转了半天毫无所获，快快出来走到街上吃饭。就在文化馆斜对面一间很简陋但很干净的小铺子里，吃了一碗豆汤和半斤永昌烙饼。吃饱后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又再次返回文化馆，这次我直接去了文化馆的馆长办公室，堵住了一个刚巧从办公室里出来正在锁门要走的女干部。
　　女干部听了我要找的人，有几分警惕地上下打量我。我猜到她的警惕所为何来，连忙出示了我的北京的身份证，表示我是从北京来的是安大夫女儿的同学，到这儿是来找安心的――您知道他们现在住到哪儿去了吗？
　　那女干部查看了我的身份证，还对了对我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否同为一人。我的身份证和我那一口地道的外地人一般模仿不来的北京回音让她消解了怀疑，但她的回答仍然不能让我满意。
　　“你找安大夫对吧，他们搬走了。他爱人也不在我们馆里工作了。”
　　“什么时候走的？”
　　“走了……有好几个月了吧。”
　　“他们去哪儿了？”
　　“这我不清楚，好像是离开清绵到别的地方去了吧。”
　　“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不清楚，没有跟我们讲。”
　　女干部把身份证塞还给我，行色匆匆地走了。我疲惫地站在楼道里，心里空空的。安心在清绵的父母，是我要找到安心的主要线索，我想不管安心是否回到他们身边，他们应该都知道女儿的行踪。
　　我再次走出文化馆的这幢小楼，站在街上发呆，我的整个行程到此一刻，已全然没有了前进的方向。我想了半天，毫无目的地再次从县城走回到安心家的宅院，我没有再去敲门，而是沿着院子后面那种满了高大笔挺的秃杉树的山坡，沿着那山坡上一条残石依稀的悠悠古道，走向我常会梦见的那片山间的平湖。我在湖边眺望着对岸的草坪，草坪在阳光下显得极其开阔。阳光把草坪尽头那一线参天大树的阴影，全力地向后压去，让那片如果走近肯定会发现极其深邃壮观的原始森林，变得渺小而可亲。
　　直到太阳西斜，我才从那高山平湖的岸边返回，再次经过那座北方的宅院，院里还未升起炊烟。我在通往县城的归途中一再回首凝望，竭力把黄昏中这片最后的即景与以往的想像合并，同时把留恋的目光遗落在那座院子的青砖灰瓦之上。我脑子里居然有了那么一个荒唐的闪念，我想如果我找不到安心，我也许会搬到这个地方，在这院子的附近住下来。
　　我回到清绵城，穿过两山夹峙的街市，穿过曾扼“三宣六慰之咽喉”的古城门，再援铁索大桥穿越天堑清锦江，在天黑前返回火车站所在的那个弹丸小镇。我从随身带着的旅客列车时刻表上，找到了深夜将至的一列火车，那是从昆明开往南德的七七五次普快。
　　我想，除了安心的父母之外，惟一还有可能知道安心去向的，只有南德公安局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
　　时间还早，我在车站前的那个杂货店里，买了一包饼干，拿着，并没有打开来吃。我的肠胃在苦闷和茫然的压抑下，几乎没有蠕动的乐趣。我拿着那包饼干，坐在车站小小的候车室里，背上的背包显得很沉，但我也懒得解下它来。我就这么坐着，一直坐到夜幕将临，坐到夜深了我才走到站台上，嚼着饼子去等那辆惟一在这个小站短暂停靠的夜行列车。
　　南德我是去过一次的，那是去年夏天将至的季节，我和安心一起回了一趟云南，我们当然地去了南德。除了南德之外，我们还去了昆明和北邱，那时我们正兴高采烈地准备结婚。
　　那时我刚刚获释出狱，我和安心都沉浸在胜利重逢的喜悦之中。我们决定结婚，再没有什么能够阻碍我们正式结为一体的事情！我们都想过，认真地商量过，无论我们的父母――主要是我爸――是否同意，是否接受；无论安心是否二婚是否有孩子；无论我们有没有钱有没有经济上的能力，我们都决定结婚！我们一定要结婚！就在现在，结婚！
　　安心从清绵带回的全部二十八万元现金，为营救我出狱花得只剩下不到三万元了。她打电话给她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要结婚的想法，也说了钱的事。安心的爸爸妈妈在电话里祝贺了我们，她妈妈还和我通了话，她声音里那种母性特有的辞感，令人感动。她说：“你是杨瑞吧？你知道吗，安心非常爱你，她爱你胜过爱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除了她的孩子，就是你，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能爱她吗，像她爱你一样？”
　　我说：“能！”
　　她说：“你能爱她的孩子吗？”
　　我说：“能！”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传来了安心母亲隐约的啜泣，她克制着哽咽，说：“我的这个女儿，太苦了……我知道你也很苦，你们能相依为命……我真的要好好地祝福你们！”
　　这位母亲哭起来，说不下去。我把电话交给安心，我在一边听着她们母女互相劝慰，说着相信我的话。我心里默默地想，我一定会对安心好的，一辈子都不会变的！
　　关于那笔剩余的钱，安心的父母让我们留下来做结婚之用，但我不同意，我坚决主张安心把钱寄回去。安心在电话里和母亲商量再三，争执再三，终于按照一个妥协的办法，我们留下一万，另外将近两万元钱，由我和安心一道，去邮局寄回了清绵。
　　在安心的劝说下，我去看了一下我爸。一是告诉他我出来了，没事了，平反昭雪了，没给他，也没给我们老杨家丢什么人。二是告诉他我要结婚了，希望他能同意。还好我爸那天没有喝酒，脑子还算清醒。但言谈话语之间，能听出他的大脑长期受酒精毒害，已大不如前。他才五十多岁，说话就跟七八十的老头儿差不多，语无伦次的。关于我无罪平反一事，他大发感慨，大骂法官检察官昏庸无道，并竭力鼓动我去告他们。我爸说：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白整了大半年，物质上的损失咱们不提，提了让人看不起，这精神损失名誉损失不能不提，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都有法了。国家政府办错了事儿，照样得赔，现在民告官净是告赢的。
　　关于我要结婚一事，我爸没有明确表态，但口气上是同意了的。他先问：你够岁数了吗？我说够了，男的二十就能结婚，我过了年就到二十四了，安心也快二十三了。他沉默，就是不说赞成的话，最多说，你都快二十四啦？你十七八的时候我就管不了你，更甭说你都二十四了。你什么时候真听过我的？你妈在的时候你听你妈的，你妈不在了你听你自己的。你小时候还有点怕我，怕我你也不听我的，现在连怕我都不怕了。
　　他这么说，我也不吭声，我们父子之间现在已说不出太多亲热的话来。沉默了一会儿我觉得挺难受，就说：“爸，那您歇着吧，我先走了，以后有空再来看您，等日子定了就告诉您。”我把安心让我带的两瓶白酒和一兜水果放下，就告辞。我爸站起来，送我到门口，他终于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你们结婚，我也没什么准备的，钱你爸爸给不了你们。你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我本来想把它和我住的这一套并起来跟单位换一套大的。你们要结婚的话我就暂时不换了，给你们先住吧，你们结婚也不能住街上去。”
　　我说：“谢谢爸爸。”
　　我爸说：“你还知道谢我呀，懂礼貌了是不是，不用谢，你别气我就成了。”
　　我父亲在门口最后说的这几句话，等于是同意，至少是承认了我的这门婚姻。
　　后来我爸还打电话来问我们结婚打算在哪里办，办几桌，提醒我别忘了清谁请谁。我告诉我爸，我们勤俭办婚事，不打算摆多少桌了，我们旅行结婚去，等回来给亲朋好友发发糖就行了。
　　我爸说：“哦，也好，安心是二婚，又带着个孩子，不大操大办也好，你们就自己出去转一圈悄悄办了吧，别人要问起来我就说你们早结了。”
　　我爸这话让我心里挺不高兴的，可我没说什么，自己消化了算了。
　　是的，我和安心决定，谁也不清，结婚是我们自己的事，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都行。
　　但我和安心一起，请那位精明能干，不苟言笑，但最终帮我们打赢了官司的女律师吃了顿饭。我们手头再紧，也还是找了个相对体面的地方――“星期五”餐厅，来表达对她这份“救命之恩”的谢意。尤其是安心，坚持要体面一点地请她吃这顿饭，她和她似乎已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我说：要真想体面咱就豁出去上饭店酒楼吃鱼翅鲍鱼去，我过去常吃，哪儿好哪儿不好，哪儿便宜哪儿贵全部门儿清。安心愣了一会儿：鱼翅鲍鱼？那要多少钱？我笑笑，答：“简单吃吃的话，咱们三个两千以内拿下来了。”两千？安心吓一跳，吃金子呀！我说，两千块钱三个人吃那些玩意儿，还真吃不着好东西，鱼翅只能吃散翅碎翅和发过了头儿的小的翅；鲍鱼只能是鲜鲍而且还只能吃十六头的……安心说那咱们还是吃别的吧，体面也不一定非吃这些呀。
　　于是我们选了“星期五”，那是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老外也喜欢去，因为那地方的气氛对中国人来说很时尚，对外国人来说很怀旧。外国人吃饭比中国人更讲体面，但他们的体面讲究的是环境和餐具，以及喝客陈了多少年的酒，而不是吃什么。外国人还不爱吃什么鱼翅鲍鱼海参鱼肚以及其它滋阴壮阳粘了吧叽的玩意儿呢，吃这些全是中国人的讲究。
　　那顿饭我们三个人才花了三百元多一点，吃得挺快乐。律师年龄比我们大六岁，基本上还算一代人，因此挺有共同语言的。
　　何况光是回顾这个案子，庆贺我们三人共同的这场胜利，聊聊这中间所有有趣的和深刻的人与事，就有脚不完的话题。
　　吃完饭后，坐着喝饮料的时候，律师突然结束了回顾，向我提了一个有关下一步的问题。
　　她说：“杨瑞，从法律上说，钟国庆和钟宁的做法应该属于诬陷，完全构得成诬告罪和伪证罪，你愿意不愿意起诉他们？”
　　我愣了一下，说：“行啊。”
　　律师说：“刘明治、边晓军，还有复审的时候其他几位证人的证言，实际上已经足够认定他们这个罪名了。现在需要的是要有受害者提出诉讼，反告他们，把程序启动起来才行。”
　　我看一下安心，安心低头想着什么，没表态。我对律师说：“行，我起诉他们！”
　　律师更正说：“起诉他们是检察院的事儿，但受害者可以向检察院提出诉状，要求起诉。写诉状和联系证人这些事我可以替你们做。”
　　律师也看一眼安心，安心始终沉默。律师转脸对我说：“你们回去商量一下、决定下来的话，你们找我。”
　　我说：“行，肯定还得再麻烦你。”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们在餐厅门口分了手，律师打出租车走了，我和安心找车站坐公共汽车回家。时间太晚我们也就不去接小熊了。安心给小熊的“奶奶”打了电话，和小熊在电话里说了好半天再见晚安之类柔软缠绵的话，然后和我一起坐公共汽车晃晃悠悠地回了家。
　　回家之后，安心收拾床。收拾完床她走到客厅，问我：睡吗？我一看表还不到十一点，猜想她今天晚上大概需要我。我出狱的头几天和安心天天 *** ，常常一天两次甚至三次，白天也做，好像一下子做伤了，都觉得再做就该生病了。于是这几天我们开始老老实实地休息，晚上睡觉只是互相抱抱，但不做，都困了就互相亲一下互相说睡吧晚安，然后就跟老夫老妻似的各自睡去。我从安心此时的口气眼神中，感觉到她今晚又想要了，于是从沙发上站起来，去卫生间漱了口，然后上了床。上床前直接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安心还穿着胸衣，也上了床，靠近我平躺着。我也平躺着，好像都等着对方主动碰自己。等了半天，安心一动不动，像在想什么事儿似的，我耐不住刚想伸手到她胸前。
　　安心突然开口问我话了：“杨瑞，你真想去告钟宁吗？”
　　我沉默了一下，才说：“啊，她也应该当一回被告了吧！”
　　我们又都沉默下来，良久，安心再次开口：“你告她我没意见，我是担心你和我不一样，我反正和她不认识，没任何情分，只有仇恨，可你和我不一样，你们过去是情人。”
　　我说：“谁跟她是情人呀。你是不是以为我和钟宁还有感情啊？你没事儿吧！”
　　安心一声不响了，停了好一会儿，又说：“人是感情动物，感情的事说不清。我不是说你和钟宁现在还有感情，我是说，你们过去在一起，毕竟有过美好的时光，有过互相关照，互相惦念的时刻，这些东西是你的经历，难道能说忘就忘吗？经历是你持不掉的东西。”
　　我说：“你不会认为我现在还留恋过去的生活，还想着钟宁吧？”
　　安心说：“没有，我是说我的体会，就像我对毛杰，也谈不上爱他，地贩毒，我也知道是有罪，可你让我去告他，去让他死，我心里还是有障碍，我不忍这样！我总会想起我和他的过去，过去有很多美好的时刻，我会想到他过去对我好，他过去是怎样怎样照顾我。很多细节平时本来想不起来的，可到这时候就都想起来了。”
　　我笑一笑，抬起身子看安心，我摸摸她的脸，说：“那是你，你是女的，女的都是多愁善感，心太软，什么事情都自己扛，我们男的可不这样。”
　　安心依然一动不动地平躺着，看我。窗外的灯光透过纱帘，把她的眼睛映得发亮。那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她说：“好，只要你想情了，心里不别扭，那你就去告，我当然没意见。”
　　我说：“你真没意见，那刚才律师说这事儿的时候你怎么不吭声？”
　　安心说：“我不会主动让你去告她的，我不会。要是你真生她的气，想报复她，而去告她的话，找不反对。但我不想劝你逼你去告她。因为我知道她是你过去的女朋友，我不想让你有一丝半点的不忍心，不自然，还非要做。做过以后时间长了心里头又难受，又后悔，我不想你这样子。”
　　我躺下来，没再说话。我会像安心说的那样吗？我不敢肯定。但反过来想，如果我走上法庭，面对我昔日的情人，去告她入狱，让她受苦，我会由此而特别快乐吗？这一点我似乎同样不敢肯定。
　　我想到当初钟宁告我的时候，我在法庭上那么心平气和地看着她，而她却毫不手软，她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要置我于死地！我看出她因此而有快感，而得到满足！想到她那时在法庭上表现出来的兴高采烈的样子，那一脸恶毒的得意，我突然警告自己，我不能像她那样，我不能像钟宁那样生性残忍，那样穷凶极恶，那样没有宽容之心，我不能做那样一个没有一点档次的人！
　　那一晚上我和安心谁也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做什么亲热的事，我们各想心事，直到睡去。
　　第二天我给律师打了电话，我说我不打算告钟宁钟国庆又算了，放他们去吧。律师好像早有预料似的，并不惊讶地问我：为什么？是不是怕他们财大气粗后门多告不下来？我说不是，我不想再跟他们告来告去的，我和钟宁毕竟有过一段感情，她过去对我也不错，就算是我回报她吧。律师没再多说什么，她只说：好吧，反正你自己拿主意。停了一下，她突然又说：杨瑞你是个挺棒的男人！我笑笑，问：怎么这么说？她答：从你那时候跟我说你要辩无罪，我就挺佩服你的。为了清白，宁可坐牢，一般人都不会这么选择。光看你的外表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男人，包括你现在对钟宁，你这么处理挺给人分量的。尽管我不赞成，但我理解。我也理解安心为什么要这么拼了命地救你捞你了，我想她是值得的。
　　我和律师通完电话，心里有种胜利感。我把我不再起诉钟宁的决定跟安心说了，安心很平静，既不表示赞赏也不表示遗憾，只说，哦。
　　除了我们请律师吃饭之外，我们还和刘明浩吃了一顿饭。是刘明浩请客，再三约我们去的。我本来并不想去，刘明浩在法庭上当着我的面说瞎话，他明知道他这么作证我就毁了，可他还是这么作证。他那天作证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看我。他这个证把我们从小到大多年的交情差不多一笔勾销了。我还能没皮没脸地去吃他的饭么？可安心说：刘明浩是做生意的，他是不敢得罪国宁公司。咱们别要求他那么高了，也别记这个仇了，这个仇你也报不了，何苦总记在心里很他呢。再说他也帮过你，他这些年帮你不少忙了。他害你这一次算是扯平了吧，不然你且要记他的思呢。
　　何况他后来又帮你作了一回证，要不然你还出不来呢。
　　那顿饭是在东方花园饭店里吃的，在饭店里吃饭环境气氛好，比在酒楼吃显得档次高。刘明浩在这儿订了一个单间，点的全是这家饭店拿手的上海锦江菜。开始我们见面时都有几分尴尬，不过很快就好了。刘明浩第一杯酒先主动谢罪，说：“哥哥有对不住弟弟之处，先喝一杯自罚。”他一仰而尽，抹着嘴说：“我这人就这优点，知错就改，我原来没想到我说那么一句：不记得了，就能把我弟弟给判了，我想咱们国家的法院还不得明察秋毫啊。结果杨瑞一进去可把我急坏了，我他妈惨死了。我心说我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我弟弟给弄出来。正好安心又来找我，我们一拍即合。是哥哥让你进去的哥哥也就必须得让你出来！来，这第二杯是给你接风的，喝了它，压压惊。”
　　我们喝了酒，不容我和安心插空说话，刘明浩还没说完似的又接着说：“不过人也说了，没结过婚的男人不算男人，没进过监狱的男人不算真正的男人。杨瑞，你这半年没白进去，我看得出来！你过去整个儿还是一孩子呢，今天我一见你一看你这眼神儿，就看出不一样了，成熟多了！”
　　我笑道：“那你什么时候也进去一回，也当一回真正的男人。”
　　刘明浩一愣，解嘲地笑笑：“我呀，我先学着做个普通男人得了，我正准备着结婚呢。”
　　接下来他又大骂钟宁钟国庆，说现在好多人都准备告他们呢，国宁公司缠上了好几起官司，法院检察院也在查他们诬告我的事。咱们国家法律都有规定的：诬告反坐！不过钟国庆在上面的关系多，也许能摆乎也说不定。可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总这么黑早晚要轮到恶有恶报的一天！
　　吃完了饭，安心拿出三千块钱来，还给刘明浩。小熊生病时我们借了他四千，后来我去龙都第一个月挣了钱以后还了他一千，现在我们手里有钱，理应还齐了。刘明浩喝完酒的脸红彤彤的，使劲把钱推回来，嘴里嚷嚷着：“嘿嘿嘿，你们干吗，这不是骂人吗。”安心诚心诚意地说：“这还是你卖了股票借给我们的，你已经亏了，我们连利息都不付，再连本儿都欠着，实在过意不去。”刘明浩说：“见外见外，我和杨瑞，谁跟谁呀，这钱就算我跟我这小老弟赔罪的吧，要不我心里难受！”
　　他硬是不收，安心无奈扭头看我，我把钱接过来硬塞在刘明浩怀里，我说：“你让我们轻松一点好不好，欠着人家的钱我们俩睡不着觉。”
　　刘明浩见我态度坚决，换了个理由还想把钱塞回来：“你们不是要结婚了吗，这钱就算我做大哥的送的份子好了，省得找另给你们买东西了。”
　　我不接，说：“一码是一码，这样吧，反正你也快结婚了，你现在要是送我们东西，到时候我们也得送你，送来送去何必呢，不如咱们说好了，情义到了，礼就免了，怎么样？”
　　刘明浩知道拗不过我，只好把钱装进手包里，苦笑着说：“你结婚那份礼我无论如何得送，哪怕我送了你不喜欢扔了去呢。”
　　说实话，我真是不想让刘明浩送礼，不光他，谁的礼我都不想收。这半年官司吃的，还有前一段找工作那个费劲儿，我算深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世界上人和人要是没有一点亲缘关系还能亲热来亲热去的，本质上肯定都有一根利益的纽带，纯感情的事儿太少了，有也别信。
　　在这个观点上，安心就显得比我宽容和善良。她说你也别把人都看得那么委须，好像谁要帮你一个忙一定是别有用心似的，这样看也太绝对了。过去我在南德缉毒大队工作的时候，我们潘队长和钱队长对我都不错，好多人都帮过我的忙，难道都是有利可图？
　　我解释不了她的经历和体会，辞穷地说：“南德我不了解，我是说北京，说大都市，哪个大都市不是物欲横流。”
　　安心对她的生活体验也很执着：大城市比我们南德和我们老家那种小地方，是商业化了些，但我相信，人的内心总有善良美好的一面，总有爱心。爱心就是无私的，否则就不叫爱心。
　　我不再跟安心争辩，她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她，各存己见算了。我们的观点不同缘自经历不同，也练自人性的不同，我想安心是自己太善良了，所以才觉得别人也善良。
　　我承认我不像安心那么善良，但我喜欢善良，愿意和善良的人在一起生活或者工作。我想如果我和安心今后真能天长地久的话说不定我也会变得和她一样善良的，可能也和她一样，吃善良的亏！

[sohu]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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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安心决定结婚，我们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我们的家人。
　　我们同时决定，要与我过去梦想中那浩浩荡荡的迎亲场面完全相反，我们胸婚礼要简单，秘密，不事声张，不邀请任何亲友和任何嘉宾。这个婚礼的参加者只有三个人，安心，我，还有小熊。
　　但我们没有决定婚礼举行的地点，关于地点我们争论不一。
　　我主张在北京，就在我们现在的家里。这个家不仅是我们的居所，而且理所当然地，将成为我们的新房。而且，仔细想想，它还是我们爱情的诞生地。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客厅里，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一述平生的不眠之夜，发掘了我们彼此的爱意。
　　安心的主张则有些犹疑不定，开始她希望在老家清绵，后来又想去南德，但这两个地点显然都不适合。去清绵举行婚礼因为有她的父母和那么多乡里乡亲，显然无法做到简单秘密。而且，安心父母也未必愿意女儿在这么多父老乡亲面前带着个孩子举办婚礼，这对他们来说当然不是个有面子的事情。去南德结婚更不现实。因为安心是经组织决定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离开南德的，现在要是大模大样地回去而且还要操办喜事的话，那不是有毛病吗？她的组织肯定不会同意的。而且在熟人多的地方办喜事怎么可能不招摇，不张扬，悄无声息？
　　在婚礼的地点没有商妥之前，我们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我和安心一起，先回一趟云南。
　　因为我们必须回一趟云南。我们要是想结婚就必须到安心的户口所在地去开一张证明，这是到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必备的手续。
　　我们选择了六月初阳光明媚的一个普通的日子，带着我们的孩子小熊，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动身启程。这次出门远足在我们的心情上，几乎就是一次幸福快乐的蜜月旅行。
　　京昆线上风光无限，我们情绪高涨，一路有说有笑，其乐无穷。特别是小熊，那时说话的能力突然大见长进，每天都有新词儿从他咬字不清的嘴里蹦出来，把大人搞得一惊一乍。特别有意思的是、谁也没有教他，他居然能毫不犹豫地自然而然地冲我叫爸爸。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扭脸对安心说：“我操，你听他叫我什么呢？”安心装傻反问：“叫你什么？：我疑心道：“是不是你教的？“安心马上关口否认：“我从来没有强迫你当他爸爸的意思，我干吗要教他。“我说：“你不是没听见吗。“
　　安心一愣，然后一笑。
　　我也一笑。
　　其实，在我和安心的关系中，一个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小熊，就是我和小熊的关系。这问题显然是安心最担忧最关注的，也是我最要注意，最要小心处理的。应该说，小熊是个招人喜欢的孩子，仅喜欢他逗逗他跟长期和他生活在一起，承担起类似于父亲的责任，完全是两回事，感觉完全是两样的。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孩子是个气氛，他会制造欢乐并使这个家更有家味儿。在大家都没情绪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心里烦躁而小熊又不听话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讨厌他。比较复杂的是，我必须隐藏我的脸色，在小熊又哭又闹蛮不讲理的时候我也必须忍气吞声，更不能打他骂他，连大声的教育都不行，原因只有一个，我不是他的亲爸爸！尽管安心一再说，杨瑞他不听话你该骂就骂该打就打，可要是我真骂了真打了她又该心疼了。光心疼还没什么，弄不好她会疑心我对孩子不亲。怎么叫亲呢？安心对小熊的某些亲法简直就是娇纵，我本来就不赞同的。而且，就算我是他亲爸爸，爸爸和妈妈管孩子的角色和角度本来就应该不同。可恰恰因为我不是他亲爸爸，所以在对待小熊的态度上我不能表现得与安心有任何不同！
　　我总是这样告诉自己，重要的不是我如何教育孩子，而是如何首先让孩子接受我。所以孩子突然叫我爸爸我多少有些惊喜，我把这事看做是孩子主动向我示好，因此我作为大人理应做出积极的反响。我的反响就是在这个旅途中把父亲为孩子任劳任怨的那一面，尽情地表演出来。
　　我对小熊越好，安心就对我越好，我和小能稍有，或可能有矛盾的时候，也是安心最紧张的时候。为此我不得不整天全神贯注地呵护及讨好小熊，再困再累只要小熊要跟我玩儿我装也要装出乐此不疲的样子来。这个样子有时让我幸福有时让我挺累。面对孩子我才发现自己真是长大了，懂得了克制和责任，不能像过去那样高兴不高兴都挂在脸上，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我们在昆明玩儿了一天半，看上去像合家旅游似的。旅游是一件大家都高兴的事，我得尽量让安心和小熊都能开心，因此事事顺着他们。我从小到大，脾气从设这么好过，除了在石林逛商店时和安心发生了几句小小不然的口角外，我觉得自己已经仍然是这世界上最优秀最难找的丈夫和父亲。
　　在石林的几句争执是因为一个叫陈晓东的家伙。搞不清他是香港还是台湾还是什么地方出品的一个流行歌星，我以前没想到安心这样正统的女孩，也会俗到迷恋这种完全是刻意包装出来的装酷装纯的小男人。她在商店看上了陈晓东新出的一盘磁带，可能是盗版的，叫《比我幸福》，执意要买。我不同意，这是我和安心交往以后惟一的一次反对她买茶样东西。我讨厌磁带封面上那张故作性感的脸和脸上那挑逗性的表情，而且这首歌的名字也有点侵犯我――怎么叫“比我幸福”呢？凭什么比我幸福？我对安心说：“买它干什么，这不是浪费钱吗！”安心看我半天，没搞清我是真生气了还是随便一说，她说：“买吧，我喜欢听他的歌。”我悻悻地说：“你怎么俗到这地步了，喜欢他什么？喜欢他这张脸么？”安心看一眼那封面，居然说：“对呀，挺好看的。”
　　我狠狠地一笑：“噢，我说呢，花一盘磁带的钱，就为了买一封面，你觉得值吗？咱还养不养小熊了？”小能这时成了我的武器。
　　安心愣得地看我，她大概没想到我其实是为这磁带上的封面人物吃醋呢。她不解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明白。”我抱起小熊，扭股走了，我说：“小熊，我心疼你。”
　　那盘带子安心终于没买，但脸上是不大高兴了。她大概以为我是为十块钱而这样小气呢。她跟在我后面，把心里的不快挂在脸上。我回头看她一眼，心想：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又输给张铁军了、她肯定想起来还是张铁军更成熟，在小事情上不像我这样斤斤计较的，肯定。
　　转到卖珠宝首饰的地方，我想把安心的脸色缓和下来，便主动讨好地停下脚步，在那些琳琅满目的漂亮的首饰前驻足流连。
　　安心的目光果然也被那些金银钻翠吸引住。比起陈晓东。也许女孩子更喜欢的还是这些东西。我对安心说：“咱们结婚，按说我应该送你结婚戒指的，可我现在没钱买，怎么办？”
　　安心笑一下，脸上果然缓和了，她说：“那你就送我一个信物吧，随便什么，能代表你的心就行。”
　　信物这东西在我的概念中，应该是一件象征性的物品，总要有点品位的，而且不能太实用，也不能太便宜。我搜索枯肠，想来想去，想不出我手上有什么合适的东西能当此任，于是暂停思索，反问安心：“既然是信物，那你也得送我，你送我什么？”
　　安心当即从脖子上摘下她母亲送给她后来她曾想送给张铁军但最终没有送成的那只玉观音，她说：“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它一直保佑着我，也会保佑你的。”
　　我吓了一跳，我知道这块玉石经历过的事情，说：“这是你妈妈特别送给你的，我不敢要。你妈就指望它能保佑你一辈子平平安安呢。”
　　安心笑笑，说：“只要你平安，我就会平安。你平安了你就会保护我的，你会吗？”
　　我还是没有接受这颗玉观音，但我当着售货员的面，腾出抱小熊的一只手，抱了安心。我在她耳边喃喃地发誓说：“当然，我会永远保护你，永远守着你，让你一辈子都平安！你信不信？”
　　总的来说，我们出来这一路还是开心的。在昆明稍做逗留之后，在第三天的早上，我们换了火车，继续前行，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目的地――北邱。
　　到达北邱后我们从车站步行去安心户口所在的西关派出所。
　　虽然安心在北邱工作了好几个月，但那是一段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自闭式的生活，她连北邱市区仅有的那几路公共汽车都是从哪儿到哪儿的都不熟悉。这种小城市的街上，也见不到出租车。好在城圈儿不大，从东到西不过几条马路。我们造中还有意绕了一个小弯，路过了安心工作和居住过的那家建材公司。安心为我指指点点，告诉我哪儿是办公的地方哪儿是宿舍，她平时在哪儿吃饭在哪儿洗澡等等。我们从车站到达西关派出所一共步行了四十多分钟，因为轮流抱孩子，所以到了地方我们都有一点腰酸背疼。
　　西关派出所在一座像是危房似的老式的院落里，院子把门的那间接待用的小房子只有十三四米，靠门的三分之一处还横着隔了一个柜台，来办事的人都挤在门口四五米见方的狭小空间里。
　　我们等了半天才挤进门去，在人缝中靠近了柜台。柜台里有三位]班的民警，面目疲惫地应付着来这里落户、迁居、改名字，以及报案和投诉之类的各种公务。安心好容易轮到机会，抓住一个正要转身找林子喝水的民警说了她要办的事情，那民尝刚刚应了一声又被另一伙在菜市场打架斗殴跑来要求处理纠纷的农民缠上。我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心里烦躁但一点办法没有。
　　我们挤在人群中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那帮打架的走了屋里才显得安静了些，安心也终于有机会被一位民警正式地“接待”。她隔着柜台给民警看自己的那个何燕红的身份证，说明她要结婚需要在这里开份证明。那民警先是问了些情况，诸如你有工作吗，你现在住在哪里之类，然后从后面搬出大本的户口“底票”进行查对，查着查着眉头皱起来了，满脸疑问。他问安心：你什么时候迁到这里的？安心说了大致的年月日。那警察又问：从哪里迁过来的？安心说从哪里哪里。警察刨根问底似的：当时为什么迁过来？安心支吾了一下，答：因为在这里找了工作。警察问：在哪里工作？安心说在什么什么建材公司。警察问：怎么又不干了？安心说后来到北京去了。警察问：对象是北京的？安心说：对。那警察抬起眼睛看我，又看我怀里抱着的孩子，不知道是问我还是问安心：都有孩子啦？我们都没答。警察也不追着问，低头皱眉看户口底票本，看了一会儿，说：你这户口不太对呀，我这个底票上怎么好多项目都没有啊？安心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装糊涂地说：不会吧，是不是我迁过来的时候你们没记全呀？警察合上“底票”本子，说：你们过几天再来一趟吧，今天办不成。当时给你办落户手续的民警调走了，我们需要把情况了解了解，你们过两天再来吧。
　　我凑上去，说：“我们就是给个婚，您就给开张证明吧，我们还得赶回北京去呢。日子都定了，亲戚朋友也都通知了，您就帮帮忙吧。”
　　民警摇头，坚持原则地说：“那不行，不光是给你们开不开证明的问题，她这户口店票不清不楚的，该填的项目都没有填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搞清楚，也是为她本人负责任嘛。下一步马上户口都要改成电脑管理了，她这情况这么不齐怎么往电脑里输啊？”
　　在派出所交涉了半天，没有结果。我和安心抱着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那间“危房”。站在派出所院子门口的街边上，一时无话。
　　我们精疲力尽地站了好一会儿，我先开了口，说：“要不要找找熟人啊，看谁认识这帮警察，不行就送点礼什么的。现在别说结婚了，到火葬场炼人都得送礼，要不然就让你排好多天队，还不给你烧透了。这帮人吃的就是红白喜事。”
　　安心为难地说：“我没有熟人呀，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
　　我们都问了声，一筹莫展，发了半天呆，我又说：“你干吗不去南德，找你原来的单位，索性就用你原来的名字在南德开一张证明得了。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何燕红这个名字吗，我听着也别扭，什么何燕红，跟个村姑似的。”
　　安心叹口气，说：“我本来不想让我们队里的人知道我要结婚的，他们知道了也不会同意我用安心这个名字。上次播队长到北京出差听说我还在用这个名字把我狠骂了一通，说我再不听话出了事局里概不负责。你不知道我们那种单位，大家都挺重视组织纪律性的。”
　　我一下午都没坐下歇一会儿了，抱小熊抱得我两条胳膊都麻了，我不无气恼地问：“那你说怎么办？”
　　安心想了半天，脸上也没主意，犹豫了一会儿，说：“要不然，要不然，……咱们就去一越南德？”
　　去南德？我没想到安心会同意去南德，不由兴奋起来，连忙点了一下头，用总结性和决定性的口吻，说道：“好啊，那就去南德！”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北邱市的一家小旅馆里投宿。第二天一早出发到火车站，坐火车去了南德。南德比我想像中的规模要大，要新。从火车站一出来就能从一片低矮平房的房顶上，看到远处许多新盖的高楼大厦。南德的市政府、市人大、公检法的楼都盖得非常了得。但我不喜欢这些新建筑，我觉得正是这些外形大同小异做工粗糙不堪的高楼大厦，还有这些高楼大厦头顶上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和霓虹灯，把这个挺有文化的古城弄得没了味道。
　　我们一到，就看到街上不少地方张灯结彩，有些喜庆的布置，一打听，才知道后天就是傣族的泼水节了。泼水节就是傣历的新年，是傣族人最最重视的节日。因为北邱不是傣族人居住的地区，所以看不出一点泼水节的气氛。而南德是一个以汉、傣和德昂族为主体，拉枯族、哈尼族和布朗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所以南德的节日格外多。
　　我们没有流连于街头的热闹气象，下了火车先找位的地方。
　　我看上了城边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幢由古旧建筑改成的旅馆，那旅馆的外现很有风格，而且门口便临着一条笔直的大街，街两面都是些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木制矮房。矮房使这条街变得视野开阔，而开阔的视野在感觉上又拓展了街的宽度。
　　旅馆门前，栽种着几棵成熟的阔叶芭蕉，左右配以两块不算太小的绿地，绿地上有些久未修剪的灌木和自生自灭的花草。这些灌木花草非但没有起到绿化美化环境的作用，反而平添了几分破败之相。好在这古建筑的后景便是郁郁葱葱的南动山，总体感觉很不凡，似乎我们几个人和这幢两层的小楼都已入画，成了南咸山一个随意的即景。
　　我们走进旅馆才知道这房子竟然真是一处清代的古建筑，是光绪五年建成的一座宣抚司署，是云南省内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土司衙门。这衙门内部的建筑样式有点傣族的风格，外观却基本是汉式的。在这种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上，汉式的东西往往具有表现权力和威慑民众的功能。
　　我和安心开好一个房间，那房间只有十余米大小，只摆得下一张母子床和一只小小的写字桌，每天却要六十块钱。大概其中有三十块钱是让我们住在这幢具有文物价值的房子里发思古之幽情的，还有十块是让我们观赏后窗风景的。我们一进屋就从这扇巴掌大的后窗看到了南勐山黄昏中的巍峨。
　　安顿下来以后，就到了晚饭的时间。令人惊奇的是，这旅馆还没有替顾客看小孩的服务。我和安心专门去看了看那间“托儿室”，感觉还算干净，地上摆了些玩具，墙上贴了些卡通，我们去时屋里正有两个两三岁大的孩子在垫子上玩耍，不哭不闹。保
　　姆是两个中年阿姨，为人热情，一见到小熊便顺嘴就来他说了很多夸奖喜欢的话，说得安心和小熊都有些喜不自胜。尽管夸别人的孩子对她们做阿姨的也就是念段生意经，但毕竟抓住了家长们的心思，当然无往而不胜。
　　这间抽珍托儿所代看孩于以小时计费，每小时三元钱。如果需要喂饭的话另加三元，比起北京的物价，当属便宜实惠多了。
　　我和安心又详细问了问如果吃饭的话都吃什么，听听也还不错，于是我们便把小熊托给了她们。小熊可能总和大人生活，平时缺乏伙伴，所以对同龄小孩非常好奇，对和他们一起玩儿有强烈的渴望。再加上两个阿姨不遗余力的甜言蜜语，并诱之以玩具和糖果，他居然有奶便是滚地让一个阿姨抱过去立即眉开眼笑宾至如归地玩儿开了，我们走的时候安心冲他摆手说再见他都没听见，尽管在阿姨的要求下他冲安心摇了摇手，但也是摇得形式主义心不在焉。
　　我倒乐得这样，没有孩子拖累，可以和安心轻轻松松地上街吃饭。吃完了饭我就要求安心带我去重游她的那些故地，包括她在河边的宿舍、她工作的缉毒大队、她和铁军那套两室一厅的新房，等等，我全都兴致勃勃。
　　对我的要求安心却表现得十分犹豫，她说咱们还是别去了。
　　我们局里不让我不经请示擅自回来的，我去那些地方万一碰上熟人告诉队里和局里的头头我非挨骂不可。还是晚上回去先打电话跟潘队长联系上再说吧。
　　我想她也太拿鸡毛当令箭了，一两年前的命令到现在还执行得这么一本正经，难道干公安这么几天就能被人管得一辈子像个机器？于是我极力怂恿：怕什么呀你，天都黑了，你低头走路我在后面跟着准认识你呀。
　　我们互相磨了半天嘴皮子，最后达成妥协：先找电话和潘队长联系，如果联系上了就按潘队长的要求办，如果联系不上，安心就带我乘夜色悄悄逛逛那些地方去。
　　我们出了小饭馆，就找公用电话，打到缉毒大队的队部，接电话的是个安心陌生的口音，说潘队长不在。打到他家里，家里没人接，打他手机，说不在服务区。我问安心要不要找别人，比如钱队长。安心想了想，说：还是找潘队长吧，钱队长脾气大，要知道我不请示就回来了非训我不可。
　　联系不上老潘。安心无可奈何地，带我去了我要去的地方，但由于时间和位置的关系，那天晚上我们只在她和铁军的那个临时新房的周围看了看。因为担心小熊，不能回去太晚，所以其它地方就都没能去成。
　　我们回旅馆时小熊已经睡着了，我们谢了尚留在“托儿室”
　　的一位值班阿姨，抱他回房。回房后我们也就睡了，这几天带个孩子从北京一路到这儿，我们也都累了。
　　第二天上午，安心依然没能联系上潘队长，我们不禁都有点焦急了，整整一天无心出门，隔一会儿便出去打电话。安心伯队里的人听出她的声音，电话总让我打。到了傍晚突然接通了潘队长的手机，我们高兴极了，安心和老潘通话时显得有几分激动，她说队长是我呀，我是安心，我现在就在南德呢，我有个事专门找你来了。老潘显然对安心不经同意突然重返南德感到意外，我在一边听他们对话就能察觉到的。老潘问了半天她是怎么来的，来干什么，有什么事。安心就在电话里说了我们要结婚的事，说了我们想请南德市公安局给开个证明的事。
　　安心说完我们的来意，潘队长在电话里沉默了半晌，然后让安心到缉毒大队去找他一起。他说：你一个人来。
　　挂了电话，我看安心脸色，问她潘队长是怎么说的，安心简单做了复述，情绪从激动转为低落，甚至有些忐忑不安。她让我带好小熊，呆在旅馆，实在问了想出去转转的话就在附近转转，别走远了，她说她很快就会回来。
　　安心走了，我带着小熊在附近走了走。旅馆附近没什么商店，没什么好玩儿的地方，看着南咸山近在眼前，山上郁郁葱葱，透彻的绿色把人撩拨得不由不心向往之。这样美的山景在北京是看不到的。还有搭在悬崖绝壁上那家卖茶的小店，不知与我的想像有多大差别。但我只是抱着小熊，望山兴叹了～会儿，知道望山跑死马的说法没错。要是没有车，我们从这儿走到山脚下得走到大黑！
　　小熊吭吭唧唧地，用不甚清楚的语言和哭腔，表示还想找那两个阿姨和那两个小朋友。他说要找什么“东东”还是什么“嘟嘟”，我听了半天才领会那大概是昨天和他一起寄托的另一个小孩儿的名字。
　　我当然不能再花钱把小熊托出去，便竭力说东扯西转移地的注意力，扯来扯去小熊哭起来，怎么哄都不行。我只好带他回旅馆，把他带到托儿室，小熊马上不哭。值班的阿姨笑脸相迎，我都觉得这儿的阿姨那一脸笑容和甜言蜜语如同给小熊吃了鸦片，让他上了瘾好离不开她们。
　　到晚上快九点钟了安心才回来，她脸色沉闷，见我站在旅馆的院子里抽烟，小熊在托儿室由阿姨带着，有点奇怪。我们把孩子抱走时我照规定交了钱，一回房间我就跟安心解释，说小熊不愿意跟我非跟那俩阿姨不可。安心说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这些天总带着小熊有点烦了？毕竟不是你亲生的。
　　我明知道安心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情绪不好心情不顺，但我还是有点生气了：你这叫什么话，我跟你在一块儿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烦小熊了？
　　安心说：杨瑞，这些天小熊这么麻烦你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我说的是实话，他不是你亲生的，你要烦他我也理解，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谢你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我的脸涨红起来，心里非常不舒服，我发泄道：“我怎么可能对小熊不好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更像亲生的了。说实话他要真是我亲生的我绝不会这么惯着他。我这么惯着他全是为了你！我知道你希望我对小熊要特别好，要好上加好，我心里都知道！你对我爱不爱你无所谓，你真正关心的，是我爱不爱小熊！
　　安心的脸变白了。她说：小熊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爱他！至于你爱不爱他，是你的自由，我不会硬要求你爱他的，更不能强迫你爱他。连你爱不爱我，我都不能强迫。
　　我和安心以前也拌过嘴的，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对陈晓东。谁也不当真把气生到心里去的。这次争吵是我们第一次说了互相伤害的话，第一次把气生到心里去了。我一看双方的话都有些成心较劲儿了，就压住火儿，先住了嘴。而且我发现小熊好像有点听出我们吵架是为了他了，他愣愣地坐在床上不知所措，没哭。他紧张地看我们的样子反倒让我心里真的有点心疼他。我知道孩子已经快两岁了，大人的样子已经可以看得半懂，至少，他的大脑皮层已经可以记忆恐惧。而最危险的是，他还无法思考和处理这个记忆，这个未经思考和正确处理的情绪记忆一旦储存进孩子的大脑，说不定会影响他一生的性格和情绪反应的习惯，对他非常不利。
　　所以我就住了嘴，先压住了自己的火气。其实我知道，赌气的话只要别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往深里说，往狠里说，等气一消很容易化解的。我也明白，惟一不好的，有可能留下阴影的，不是我们这次吵嘴的语言，而是它的起因。起因是为了小熊。
　　安心也是个善于克制的人，我一住嘴，她也就不再说下去。
　　我本想问问她刚才去找潘队长都说什么了，那事情到底办得怎么样了，但刚刚吵了架两个人的脸色都别扭着，也问不出口。安心搂着小熊脸冲墙，我背朝安心脸冲外，两个人黑着脸黑了灯，各自睡觉。
　　第二天早上，小熊先醒来，从他妈妈那边爬过来，拱在我身上要穿衣服。平时大多是我给他穿衣服的，所以他一醒来就找我。安心也起来了，帮我一块儿给他穿。小能挥着手在说昨天“东东”或许是“嘟嘟”的事，我嗲声嗲气地应和着他，安心没说什么话，脸上的气候却是晴朗多了。
　　上午，我没来得及问安心昨天晚上眼潘队长是怎么谈的，潘队长就到旅馆来了。没错，潘队长正是一年前我在京师体校路口的街灯下，见到的那个老气横秋的人。安心把我草草地介绍给潘队长，潘队长也草草地和我握了握手，满脸倦容并不多话。安心叫我带孩子出去转转，我就抱着小熊出去了。我出去的时候听到老潘问了安心一句：“他多大岁数了？”
　　我知道，这不是问小熊，是问我呢。
　　我心想，安心的这个领导也管得太宽了吧，安心现在又不是曹家了，他总不至于嫌我岁数小不让安心嫁给我吧。
　　我抱着小熊，就在这个古色古香的旅馆里四处转悠。这是一座带前后两个内院的二层建筑。我看了一下立在院子里的一个原清宣抚司署的平面图，和现在的房间布局大不一样了。平面图上标者的正厅和大议事厅，已被分隔成若干间大小不一的客房，图上的粮仓、监牢等也不知去向，连门户的方位都变得面目全非了。这房子毕竟经历过数百寒暑，功能和间隔随着改朝换代肯定变了多少回了，这里也许做过军事指挥所，做过仓库，做过阶级斗争教育的基地，如今又变成了赚钱的旅社。
　　从那张清代宣抚司署的平面图看，我们住的房间是原来的后宅部分。后宅的正房是那狗官宣抚司和他大房妻子的居室，两厢则是家人、小妾和仆人的用房。我们住的那间十来平米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的小屋位于正房的一角，可能是那上司老爷陈放烟榻的地方。
　　我把小熊背在背上，在正房的原址上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算算这正房的面积，竟被切割成了十来间小客房和一横两竖的三条细长的走廊，也真算得上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了。
　　在我背着小熊楼上楼下考古似的到处闹通的大半个小时里，安心和潘队长就在我们那间小屋里关起门来谈话。也许是担心隔墙有耳所以他们谈话的声音一直压得很低，那声音低得让外面的人都以为他们在心平气和地谈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实际上他们的交谈自始至终都处于明显的分歧和严肃的争执中。

[sohu]

二十六
　　安心和潘队长的分歧既是思想性的，又是年龄性的。他们是两代人。我一直认为，现在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世界观，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差别巨大！
　　我所谓的年轻人指的还不是那种被称为“新新人类”的另类一族，而是指一般生理意义上的年轻人，如安心和我这样的人。
　　我们也受过正统的教育，经过一个或数个工作单位的职业训练，我们不是那种无所事事、晃晃悠悠、生活支离破碎的性交爱好者，也不是那些把身体当块抹布，只看重自己的感觉，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的问题少年。我们从小也和那些中老年人一样，至少也不次于他们地熟知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理论和口号，以及四项基本原则、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大道理，但我们还是和他们不一样的。除了在纪律、法律和团体的规定下在某些场合必须做出同一个表情和同一个动作之外，我们和上一代人几乎什么都不一样，从里到外，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安心和潘队长在那间小客房里发生的争执看起来是事务性的，实际上与他们的年龄及世界观的差异绝对有关。潘队长不同意由南德公安局给安心开具结婚证明，他认为南德公安局无论是作为安心的工作单位还是作为她的真实户口所在地，都不适于出现在安心结婚手续的公开文件上。虽然毛杰这个案子已经时过境迁一年多了，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危险，但这是规定，这是组织上的规定。安心作为一位受到正式保护的人员，在未经请示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之前，谁也不能私自做主公开她的身份。另外，潘队长还严词禁止安心继续使用安心这个名字：“你在北京还用这个名字就已经不对了，再把它公开写到结婚证上就更不对了。你的这个身份证当时为什么没有交回来？你应该交回来交给局政治处封存保管。我要是将错就错批准你用这名字结婚我就等于犯错误啦，再说开结婚证明要到市局政治处去开，也不是我点个头就能开得出来的。”
　　安心说：“您和政治处方主任不是很熟吗，您去找他说说开个结婚证明又不是什么大事，又不是什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事。我结了婚以后自食其力再也不给组织上找麻烦了还不行吗，我讨厌这么隐姓埋名神神秘秘地过一辈子！”
　　老潘说：“方主任也没有这个权利，你是经局党委讨论同意并报省厅政治处备案以后才采取保护措施的，方主任是搞政治工作的，应该比我更讲原则更守规矩，怎么可能私下里一个人做主就把上级组织的决定给破坏了？除非局党委为你这事再讨论一次，把你的保护措施给撤了，把你这个被保护对象的身份给取消了，那我们给你开。不就是开个证明吗，不就是结婚吗，我们盖个章，证明你目前未婚独身，那是很简单的事！”
　　潘队长的意思，这个证明还是要到北邱开，他可以向局政治处反映一下情况，让政治处管这事的干部和北邱市公安局打个招呼。结婚证明上还是得用何燕红这个名字。除了安心总是不按规定用化名这件事之外，老潘还批评了她不经请示擅自跑到南德来的行为，老潘说：“你现在也不算是缉毒大队的人了，也不算是现役民警了，我也不好再多说你什么，你要还是我队里的人我非好好扭你不可，我非让你今天就立刻给我回去，回北邱回北京回哪里去都行！”
　　安心有些委屈，甚至，有些生气。她情绪低落地说：“您不是一直在训我吗，您都训我这么半天了，从昨天晚上一直训到现在。我以前还觉得我在您心里的印象挺好的，现在才知道您这么讨厌我。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让您满意了！”
　　老潘这才住了嘴，沉默片刻，叹口气，说：“我过去，有一个同事，我记得我好像和你说过的。那是我在沙茅地区公安局工作时认识的一个同事，他是昆明市公安局的一个缉毒干部，在一个案子上用伪装身份做情报工作，和几个贩毒的人混成了朋友。
　　他们拉他一起干毒品生意，他就跟他们干，算是打到他们内部去了。后来连境外的贩毒集团也都信任他了。省厅就派他在沙西公路旁边开了一家加油站，贩毒组织就拿这加油站当据点，他就利用这个据点给我们送情报。这个据点离沙茅很近。沙茅地区公安局就是由我负责跟他联系的。我们一直配合了八年，靠他省里破了很多大案。这个同志为了掩护自己，不暴露身份，八年没有谈恋爱结婚，八年隐姓埋名不和自己过去的亲朋好友来往。他是曲靖人，省里派人以他朋友的身份把他的父母从曲靖农村悄悄接到昆明住下来，他八年来只回昆明见过他父母三次。连他父母都以为他早就下海经商去了。直到八年后他牺牲了，大家才知道他是那样一位无名英雄。安心，我不是主张你不结婚或者跟谁都别来往，你的情况跟他也不相同，我跟你说这个人只是想说一个人的素质！这个人牺牲的时候才三十五岁。他这一生，非常伟大，非常崇高！他比我年轻，可我非常敬佩他。我这一辈子，真正敬佩的人不多，他算一个。“
　　安心并没有如她的队长所期望的那样，被那位隐姓埋名最终献身的同行的事迹所打动。她平静地说：“队长，这样的人，我也敬佩，但我没法学他，我不想像他那样生活。我是个女的，我需要结婚，需要孩子，需要和一个爱我的人在一起，需要常常回家去看看我的父母，他们年纪大了我也要照顾他们。我想过～种正常的生活，过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的生活。队长，您别要求我那么高了，我可能天生就做不了一个伟大的人，崇高的人。我想做的，只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一个快快乐乐的人。能做到这样我就满足了，就够了。”
　　潘队长默然听着安心滔滔不绝的“人生独白”，他半天都没有说一句话，那不免失落的表情看上去有几分孤独。最后，他点了点头，只是吸声说了一句：“好，我理解。”
　　潘队长的样子，他的沉闷苍老的神态，让安心心里又有几分不忍。她并不是成心想让队长对她失望的，她不想让队长为她刚才的话而感到难过。她说：“队长，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变坏了，是吗？”
　　老潘摇了摇头，再次说了句：“你的想法，我理解。”他停一下，又说：“你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里呆了那么久，大城市的年轻人都是另一种生活，另一个想法的，我可以理解。”
　　他说完，看了看表，做出要走的表示，他问安心：“我今天就去找政治处让他们帮你给北邱打电话，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安心说：“明天吧，明天早上八点半有一趟去北邱的火车。我一早就走。”
　　潘队长从随身带着的皮包里，取出一个红市包包，放在床上，说：“这个东西先借你用一天。今天是泼水节，我岳母是傣族人，我请了两天假回一超大理，是中午的火车。明天早上我叫人来这儿接你们去车站，你把这个还给他就行。”
　　安心拿起那个红布包包，打开来看。在没打开之前她已经知道了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把半新不旧的“六四式”手枪，安心认出来，就是她原来佩的那支。
　　安心把枪重新用红布包好。本来她想说不用的，但怕再伤老潘的一片好心，所以她收下了。正如老潘说的那样，也许真是因为在北京这种大城市里住得太久了，现在她对边境地区这种司空见惯的“斗争气氛”和正常的警惕性，已经感到有点滑稽。
　　她把老潘送到走廊上。这楼上的房子都是后隔的，走廊漫长而曲折，她捐了两个弯还走了十多米冤枉路才把老活送到楼梯口。她对老潘说：“队长，我知道，我今天让你生气了，我没能做一个你心目中最优秀的那种人，让你失望了。我不是有意的，您心里别恨我。”
　　老潘站下来，低头想了一下，抬头看安心，他的眼角很难得地现出了一丝慈祥的笑意，他说：“你已经很优秀了。你希望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享受一点家庭的幸福，都是对的，别当是坏事，别觉得不好。我说的那个人，那是很个别的例子。只是我一想到他，就觉得很难过。希望你也能理解我，我们这些人的感情就是这样的。你今天说你也敬佩这样的人，你也承认他这样生活很伟大，很崇高，这我就很高兴了。真的，你比我那个儿子懂事多了。这种事感动不了我儿子，他听了那个人的事情，就说那个人的脑袋准是有毛病……”
　　倒是老潘的这几句话，让安心有了几分感动。至少，有种很亲切的感觉，就像老潘一直在她心目中的那种感觉一样。
　　老活苦笑一下，又说：“我从小就不停地跟我的儿子讲道理，讲这些故事。现在看来，讲多了，没有用。”
　　安心把老潘一直送出旅馆，老潘走了。安心站在旅馆的门口发愣。我也看到了老潘微驼的背影，他穿着一件已经洗旧的深灰色的便衣，头发很粗很乱，那背影几乎像一个劳累半生的农民。
　　如果不是安心认识他，如果我在北京繁华的街头碰上这样的人，我肯定会把他当成一个外地的农民，当成和我们距离很远很远的那种乡下人。
　　我和安心，回到我们的房间里。安心主动和我说了她和潘队长谈话的内容和结果。我默默无言，对明天一早就回北邱不表示异议。
　　安心见我没有表情，以为我还在为昨晚的龃龋而别着面子。
　　她从我手里接过小熊。用小心的口气问我：“你是不是觉得很麻烦？我也是没办法，干公安的人都是这样死板……”
　　我说：“没事，反正咱们这一趟等于出来旅游了。我要不去昆明还看不到石林呢，我要不来南德还看不着泼水节呢。你们这儿的泼水节泼水吗？要不要我们上街去看看？”
　　安心想了一下，说南德每年的泼水节都不在市里，都是在乌泉搞的。去年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泼水节那几天我回广屏去了，没去乌泉看。听说去年还有龙舟大赛呢。
　　乌泉！我在安心的故事中已经熟知了乌泉这个名字，所以安心一说乌泉我倒非常想去看看，不光是为了今天的泼水节和可能会有的龙舟竞渡。
　　安心不想扫我的兴，于是我们抱着小熊来到楼下的“托儿室”，再次把小熊托给那两位阿姨了。今天“托儿室”里没有别前孩子，那两位阿姨正闲极无聊谈天说地，见小熊来了立刻喜笑颜开。安心问阿姨那两个小孩怎么没来呀？阿姨说：他们爸爸妈妈带他们走掉了。今天我们这旅馆里没什么客人了。来旅游的人今天都搬到乌泉去住了，那里有泼水节，可以赴摆子，比这里好玩，所以都过去住了，这里就剩下你们了。你们不去乌泉看看吗？不去赶赴摆子吗？安心说去的，不过我们下午就回来，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我问安心什么叫赶摆子，安心说：就是赶集。
　　摆子上有各种文娱表演，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和你们北方人赶集赶庙会一个意思，差不多。
　　我一听，挺高兴，催安心快点把小熊交给阿姨，然后抢先上去跟小熊“拜拜”。
　　托了小熊，还有一样东西没法托，就是潘队长借给安心防身用的那把“六四式”手枪。安心不敢放在客房里，随身带着又太沉。而且去乌泉怕让人设了水，我们都只能穿一身薄薄的单衣，那玩意儿也没处掖。我对格这东西当然有着每个男人都会有的喜爱，于是提议由我帮她掖着我不怕流，但遭到安心断然拒绝。她说你又不懂这东西别一不小心再走了火。她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枪藏进我们的一只手提包里。那手提包上有一把防君子不防小人用力一拽就能开的锁，锁上之后她把那包深深地推到我们屋里的那只木板床底下，然后直起身，感觉上挺安全了。她冲我笑一笑，说：“行了，走吧。”于是轻松上路。
　　安心只去过一次乌泉，但那一次的印象可能是太深了，所以一出旅馆就像个向导那样带着我轻车熟路。我坐在去乌泉的火车上，就像当年的安心一样，看到了沿途纵横起伏的山峦和山峦上层层叠叠水纹般的梯田。六月的梯田里，肥黄瘦绿，无人收割。
　　我还看到，几朵像棉花一样蓬松的白云，浮搁在山顶。阳光明媚。白云和阳光使车窗外的风景像一幅完整的水彩画，一笔不多，一笔不少。
　　小熊不在身边的旅途更突出了蜜月的滋味。窗外美景做衬，我和安心畅谈了一路。安心向我讲述了刚才潘队长讲给她听的那位在沙西公路旁以加油站当情报据点，在敌人内部隐姓埋名八年整的无名英雄的事迹，导致我和她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崇高和伟大的思想讨论。我们年龄相近，因此讨论起这个问题彼此的看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我和安心一样，对那位无名英雄的精神心怀崇敬，但崇敬不等于我们也要像他那样生活。关于什么是崇高什么是伟大我们也做了望文生义的分析，认为崇高就是舍己为他，舍生取义；伟大就是建功立业，彰显于人，或虽无业绩彰显但其精神可以照耀他人。由此看来，崇高和伟大是大多数凡夫俗子的本性和能力无法企及的。但崇高和伟大并不因此而不存在，而没有价值，而不被向往，我们不就为那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而有一点感动么。我们尽管做不到，但我们感动。我们感动，就有可能在今后的生活中进行点滴的模仿，至少增加善良之心、同情之心、奉献之心、博爱之心。在这个世界上，善良同情奉献博爱的心都是不能再少了，再少，这个世界就太不美好了。
　　我们感动，同时我们也理解潘队长的儿子为什么不感动，因为前些年把崇高和伟大搞得太泛滥太虚假了。要求人人都去崇高和伟大，人为地起哄似的造出那么多崇高和伟大，明明并不让人怎么感动却要求你说自己已被感动得崇高和伟大，终于把人们的感动之心变成了厌恶之心。人们厌恶虚假的东西是正当的。躲避崇高本质上是躲避虚假，是躲避他做不到或不想做或连感动都不感动的东西。这一躲避有时连真实的崇高伟大也不分青红皂白地躲避掉了，有点反冒的意思，一反胃连本来可以让人感动的东西也不让人感动了。崇高和伟大变成了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现象之一。安心对这一点，有着比我更加强烈的痛心疾首和遗憾愤癫。
　　从这一点上看，安心还是比我有着更多的英雄情结。我在这方面比她看得更为实际。我认为承认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是一个进步，至少比强硬地要求人人都要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并按这种理想与精神来制订社会生活的规范、制订人际关系的准则和经济运行的机制要进了一大步。英雄人物是有的，但肯定是少数，而且是在特定环境下和特定条件下产生的。
　　如果你不处于这个环境，不具备这些条件还要让你去模仿英雄的行迹，其动机是滑稽的，其效果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其副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大家都学会了为自己打造出不同的面具。这些面具有：感动的、愤怒的、庄严的、快乐的、悲痛的……等等等等，以便供人们在不感动时表现出感动，不愤怒时表现出愤怒，不庄严时表现出庄严，明明不快乐却能哈哈大笑，明明不悲痛却能痛哭流涕……这类现象我见多了！
　　从南德到乌泉就相当于从北京的国贸桥到通县环岛，坐火车也不过半个小时的远近。因此，关于崇高和伟大的话题也不可能讨论太久，再说它毕竟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离我们眼前移动着的稍纵即逝的窗外美景，太遥远了，太形而上了，所以要是讨论得太执着太没完没了的话也不免给人迁阔、做作甚至虚假之感。而且，既然明知崇高和伟大、理想和奉献都是不容易做的，还在～昧地歌颂它、赞美它、承认它的存在和价值，不是让自己感到很难堪么？特别是刚刚赞美完崇高伟大就马上到乌泉泼水节的摆子上和摆摊卖货的小商贩为了几毛钱而讨价还价而并不脸红，那赞美的本身岂不是也很肮脏委锁了么？我想起过去有个住我家楼下的女孩儿也是个大学生，整天在家弹钢琴把邻居弹烦了，敲她的门让她小声点儿，结果那女孩儿站在楼道里跟邻居吵架时什么都骂。男人骂了都脸红的话她都能一点不打磕巴地骂出来。骂得死去活来回家不到半分钟她马上就能接着弹肖邦，让人不可思议。
　　我不懂钢琴，分辨不清地弹得好坏。但我知道肖邦的音乐是高尚和浪漫的，所以我觉得那女孩儿没心。
　　崇高和伟大的话题在列车到达乌泉时自动中止。我和安心一走出车站，立即就被扑面而来的节日气氛同化感染了。街上非常拥挤，摆子连绵不断，满眼都是打着花伞的鲜艳女人。傣族女人的打扮不知算是清雅还是艳丽，上身的短衣多是浅谈的单色，下着的筒裙则图案花哨。头发的样式大都是挽会于顶，插花做饰。
　　不插花的就卡一把梳子，千篇一律。我特别欣赏傣家少女的衣裙。我觉得在五十六个民族中傣族的服装最能体现女性的形态之美。上衣短得露腰，裙子长得及地，该显则显，当敛则敛，把女人的细腰长腿勾勒得淋漓尽致。
　　我们随着人流，沿着安心第一次来时走过的路线，向河边挤去。乌泉河边，此时早已高三层低三层地砌满了观看龙舟大赛的人墙。我们站在后面，看着密匝匝那么多的后脑与后背，也搞不清那河上的比赛是正在进行还是尚未开始。我们沿着河边的人墙走了一段，看到小摊上有卖花包的，便一人买了一个。我学着别人的样子用花包上的提绳抡圆了甩几圈，然后向姑娘成群的地方抛去。安心白了我一眼，说扔这个是传请求爱的你别乱扔。我说那你也扔，你看上哪个男的了？安心说我不扔，我要把这个包留着带回去给小熊玩儿，这包挺好看的。我说：嗅，闹了半天你真正爱的是你的儿子安雄。
　　这时，不远的地方能听到歌声齐唱，唱的什么听不清楚，但声音之和谐之整齐有点像专业文工团的水平。在歌声中忽闻一声巨响，一根长竹竿喷着浓烟，带着啸声，直刺蓝天。安心说了句：“放高升！”我问何为“放高升”，她如此这般解释一通，大意和汉族节庆时放的礼花和二踢脚差不多。
　　我们顺着河走，走没多久看到一个场子里果然有歌舞表演，还真是专业的。还看到了斗鸡和剽牛。最后，一路走到据说是非常有名的那座曼龙寺。曼龙寺的有名，看了寺前的简介才知道名在寺后的曼龙塔。曼龙塔塔基涂金，塔身涂银，煞是好看。曼龙寺前面有一大片空地，后面连着一个小村，我们走到这里，才算真正进入了“泼水”的场地。
　　在这里互相泼水嬉戏的人很多很多，以年轻人为主，也有中老年人。不知哪里播放着旋律平淡的音乐，那音乐平谈得似乎仅仅是泼水节上男欢女叫的一个节拍式的背景。安心和我站在一边商量要不要也参加进去，凑个热闹，不参加的话好像白来一趟，来一趟赶上泼水节也不容易。可参加的话我们就这一身衣服泼湿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干可怎么回去？正在犹豫不定之际，突然有个姑娘跑过来往我身上兜头泼了一盆水，我从头到脚刹那间如落汤鸡般湿得狼狈不堪。安心在一边幸灾乐祸地拍手大笑，笑声未落她也被人更彻底地哗一下泼了一身，笑声因此戛然而止。我们互相看看，先是相顾无言，然后突然一齐喊叫着冲向人群，各找东西盛水“撤起谈”来。
　　我们拣了两个塑料盆，场地上有许多临时搭起来的盛着水的大水池，汲取方便。我们先是互相泼。后来没那些泼我们的人。
　　后来见谁没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安心这么开心这么快乐这么像孩子，自我和她相识后她始终是一副克制压抑的神情，她的神情一向与她的少女般的相貌极不相符，到今天为止我才算看到了她的最本来的笑容。
　　我也开怀大笑！我笑得腰疼！
　　很久以后我才想起来，我在夏威夷海滨梦见的那个欢笑，就是在乌泉的曼龙寺前，在这一天的泼水节上，我和安心从未有过的放纵。）
　　泼着泼着我们俩走散了，谁也找不见谁。安心真的玩儿疯了，我后来看见她竟然放肆地追着人泼，专往人堆里泼。她最后一盆水是拨了一个正往曼龙塔塔基上走的高个子青年，满满的一盆水尽数没在那人干净利落的后脑勺和宽宽的脊背上。那人慢慢地转过湿淋淋的脸，站在塔基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冲安心毒毒地一笑。
　　我看见，安心的身体突然僵硬，张皇地后退两步，手中的塑料盆吮当一下掉在地上。那人没有停留，转身向塔后走去。安心叫喊了一声，喊得声嘶力竭，以致她喊的什么我没有听清。我看到她向那人的背影扑去，但仅仅冲上几步台阶就突然被从塔后跑出的一大群拿着空盆抱头鼠窜的男女卷了下来。在那群男女的身后，杀出人数更多的另一群端着整盆整桶清水的年轻人，倾盆大水从台阶上高屋建瓴般地一齐向下泼去……人墙水墙阻断了安心的视线和路线，在这群男女统统“弹尽粮绝”退下台阶之后，安心全身湿淋淋地举目四望，整个曼龙塔的塔基上，除她之外，刹那间已见不到一个人迹！

[sohu]

二十七
清绵火车站夜间的冷清是可想而知的，我一个人坐在站台上的一只长椅里，耐心地等着那列半夜才到的火车前往南德。站台上除我之外，似乎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算有一点生命的气息，再有就是抬头可见的满天星斗。
　　在等待着铁轨发出声响的枯燥的沉默里，我凝望星斗找遍了一切与安心有关的记忆。每一件印象深刻的往事都在黑夜的天幕下依次展开原有的画面，从路拳道馆的初识到雨中车站的相吻，从我家客厅的灯下到嘉陵阁餐厅的酒后，很多细节在当时平易普通，却能在回忆中令人动情。
　　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遗漏过我们在乌泉邂逅的那个泼水节――那个欢快热闹的泼水节，那个惊心动魄的泼水节。
　　安心在泼水节上，看见了毛杰！
　　当安心跟我说她看见了毛杰的时候我还以为她的神经有些错乱。那时我已拎着手上的空盆走上塔基，我举目张望，曼龙怫塔宽阔的台阶上，确实没有一个人影。
　　我们一同向塔后走去，在金座银身的辉煌之中，除了一两组在塔后泼水的少女之外，没有毛杰。
　　我看到佛塔的四周，寺前的广场，延目可及的村寨深处，人们仍然在载歌载舞，追逐嬉闹。拨出的水雾在空中散开后被太阳照透，落下的是一片升平盛世，天下无忧的景象。
　　我用手帮安心擦去她头上的水珠，我说：“毛杰？你看错人了吧？”
　　四周的欢闹尽在眼底，安心也能一目了然。确实，哪儿有什么毛杰。但她依然神经质地坚持己见，她说：“我看见他了！他就在这里！”
　　我们再次一起抬头，往远看，让视野的范围尽量广大，我问：“在哪儿？”
　　四面都是人，满眼乐而忘忧的男女。我也知道，即便真有毛杰，在万头攒动之中也难觅其踪。
　　安心拉着我，快步走下塔基，钻出人群和水雾。她拉着我顺着来时的河边往回跑。我问：“咱们不玩儿了吗？”我这么问说明我确实没把“毛杰”当真。
　　安心停下来，四下张望，喘着气说：“赶快找个电话！”
　　我们又跑起来，四处找电话，跑的方向是向着火车站的。在火车站的屋顶进入我们的视线时，突然又看见一辆巡警的汽车停在马路的对面，我们不约而同地奔了过去。
　　几位巡警正在车上喝水聊天，听了安心话无论决的报案，半天不知该如何反应。安心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那边，那边有个杀人犯，你们快去抓他！就在曼龙寺那边，他现在可能都跑了……”
　　我站在一边，尽量表现出一个男人应有的镇定，替安心做着补充解释：“那个人叫毛杰，大概二十三四岁吧，个头好像跟我差不多高……”
　　警察以为我们是一对受了惊吓的小孩子，便用大人的语气安抚我们：“别着急，别慌，你们慢慢说。不用害怕，到底怎么回事啊？谁杀了谁？”
　　到底怎么回事，谁杀了谁，这该从何说起呢？我看安心，安心也张口结舌。她说：“你们有电话吗？”
　　巡警说：“我们这是警用电话，不对外随便借用的。你要往哪里打？”
　　安心说：“我要报案。”
　　巡警说：“报案？你跟我们报就可以。你报案嘛就要把情况说清楚，你说哪一个是杀人犯？”
　　安心说：“我是市局缉毒大队的，请让我用一下电话，我要找缉毒大队！”
　　几个巡警互相看看，那表情没一个相信的。为首的巡警问：“你是缉毒大队的？你有证件吗？”
　　安心掏了半天，掏出自己的身份证来。巡警接过去看了一下：“何燕红？”他笑笑，“这是个身份证嘛，这个不行。你有民警证吗？”
　　安心稍稍语塞了一下，说：“我现在退役了，现在不在缉毒大队了。但这个逃犯是以前缉毒大队负责通缉的，情况要马上告诉他们。”
　　那位巡警疑心地看看安心，然后说：“你等等。”说完他上车拨了车上的车载电话。我和安心站在车外，也不知道他在给谁打电话。没多久他就钻出警车，手里还拿着安心的身份证，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啊？缉毒大队从来就没有何燕红这个人。”
　　安心说：“你跟他们说，我叫安心，你问问他们以前有没有一个叫安心的！”
　　巡警看她身份证：“你不是叫何燕红吗，怎么又叫安心了？”
　　安心说：“你就问他们吧，你问他们有没有。”
　　巡警指使另一位年轻些的同伴，说：“你再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有没有叫……叫什么？安心，公安的安？心呢？一颗红心的心？”
　　年轻的巡警麻利地钻到警车里去了，没一会儿就又钻出来，说：“有！”
　　年纪大的这位巡警有些疑惑地看了安心一眼，再次钻进警车。他不知在电话里和缉毒大队的什么人交涉了些什么，再钻出来时，示意安心上车。
　　安心上了车，我一个人站在车外。看看那几个巡警，那几个巡警也看看我。其中一个开口问：“是谁看见那个杀人犯了？是她还是你？”
　　我指指车里，意思是她。
　　巡警问：“她看清了吗？”
　　我也说不好，只好说：“她说她看清了。”
　　“看清了怎么说不清啊？”
　　我无话可答。
　　安心和那位老巡警一起从警车上下来了。老巡警说：“那就这样吧，呆一会儿就有一趟火车回市区的，你还赶得及。”
　　安心脸上一点没有轻松，心事重重地谢了那位老巡警，冲我低声说了句：“走吧。”
　　我们向火车站走去，身上的衣服还半湿不湿地贴在皮肤上。
　　头发在太阳的烘烤下已经基本平了，可脚上的鞋袜最是干得慢，沤在脚上很不舒服。路上安心告诉我：潘队长请假去大理了，钱队长和一位从丽江来的吴队长对调，刚刚走了半个月。刚才接电话的就是那位什么情况都还不熟悉的吴队长。吴队长在电话里搞不清安心说的那个毛杰的来龙去脉，叫安心回市里到缉毒大队来一趟当面谈。
　　我们一路沉默地看着火车窗外的风景，返回南德。来时明媚多情的风景，归时变得枯燥不堪。
　　回到市区，安心本来准备和我一起去缉毒大队的，走到一半时又不放心小熊，她让我先回旅馆看看小熊。我就先回了旅馆，缉毒大队地一个人去了。
　　我回了旅馆，到托儿室去看小熊。一进门看见小熊正坐在角落里眼泪汪汪一拍一抽地哭呢。我问阿姨：“哎哟，怎么啦这是？”阿姨一见我来了，如释重负地大叹苦经：“咳，你可回来了，这孩子从中午吃完饭就哭，非要找爸爸妈妈不可。可能是在这儿呆腻了，想你们啦，我们怎么哄都不行。我看他一定是以为你们把他扔了，不要他了，哭得可真是伤心啊……”
　　我抱起小熊，问：“是吗小熊，以为我们把你扔啦？以为我们不要你啦，啊？”
　　小熊话说不清楚。但他点头。哭的惯性还留在脸上，两只小手紧紧地箍住我的脖子，这让我内心挺感动的，发觉这孩子才两岁就已柔情万种，就已懂得爱别人和让别人爱他。我想，才两岁就会表达出对爱的需要大概和安心有关，和这孩子自己的经历有关。据说人一生下来就已经可以感受外界，每一样能刺激他神经和大脑的事情都将记录在他的神经元中，都将影响他成长后的感情反射和情绪表达的方式。受过苦难刺激，看多了母亲眼泪的婴儿长大以后，要么冷酷暴躁，要么脆弱柔情。
　　天黑以前安心回来了，我向她绘声绘色地说了小熊想妈妈的故事。这故事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和恋母情结，这情结让我用成人化的心理描述出来，本以为能令安心大大的感动和惊喜，但安心没有。她脸色凝重，情绪低沉，她说杨瑞咱们今天早点吃饭早点题吧，明天一早咱们得早点走。
　　我一下也没趣了，问：“你去缉毒大队他们说什么？”
　　安心摇摇头，说：“者潘不在，老钱也走了。新来的吴队长不太了解情况，也就是听我说了说，问我是不是看错了，是不是心理作用，是不是幻觉。弄得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是不是看错了。
　　也许我真的看错了。“
　　我说：“这种事，既然你去反映了，他们干警察这行的，应该只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们说准备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她又摇摇头：“现在又能采取什么措施呢？他们也不能把人撒出去满山遍野地找去。”
　　我想也是。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小旅馆里随便吃了点东西，是我从外面小店里买了些炒饵丝――一种用大米做的云南小吃――带回房间里吃的。我买饵丝回来时小能已经在床上睡着了。这些天他出门在外，一直过度兴奋，现在终于把精力耗得差不多了。我和安心并排坐在床沿上吃饵丝，吃得寡然无味。吃完之后，相顾无言。我收拾餐盒筷子，安心坐在床上发呆。我说：“咱们呢，干吗广安心说：“不干吗。“她不想多说话的样子，我也闭了嘴，站在窗前看山。天已经黑了，山看不太清。
　　那天晚上我们睡得很早。我并没有睡意，我想安心也没有睡意。但在同居生活中，关灯睡觉是一种独处的方式。人有时需要独处。安心整个晚上沉默不语，只有我能明白她这沉默的原因。
　　毛杰的出现――且不论那是不是安心的幻觉――让她把自己人生中已经翻过去的一页又翻回来了，那一页不堪回首。我躺在安心身旁，尽量不去翻身，也不去碰她，好像这时候打断她的痛苦和焦灼也是一种骚扰。我原想说两句安慰的话，但想来想去每句想出来的话都是隔靴挠痒，都是杯水车薪。安心在想过去的事情，她心里有很多悲伤和仇恨。人在快乐时往往渴望与亲友相聚分享，悲伤时往往愿意躲藏起来独自承受。很少有成年人愿意别人看到他心上的疤痕和灰垢。
　　我想，我应当给安心这样的空间，让她一个人静静地想念她逝去的爱人，想他们过去的那段生活。我和安心在一起时间越久，我越感到自己其实并非那位张铁军的对手。我不如张铁军成熟，不如张铁军专一（安心知道我以前是个花花公子），不如他有学问有文采（学工科的人如果不做本行，在知识方面总不及学文科的来得广博）。更重要的是，张铁军是她的初恋！初恋总是不可匹敌的，总是难以忘记的，总是不可替代的。
　　直到夜深人静，连窗下草丛瓦缝里那几只一直摘咕不停的虫鸣也更然无声了，我仍然没有合眼。我不知道此刻夜深几许，不知道我们已在黑暗中辗转反侧了多久。我静息听听，以为安心睡着了，可随即又从床里传出一阵细小的响动，不知她在干些什么。我背对着她，听到她翻了一个身，紧接着她的身体轻轻地靠上来，轻轻地贴在我的背上。我惊讶地感觉到，她的身体是全裸的！她皮肤上的温暖、柔软、光滑，那种缎子般的厮摩并没有让我的身体马上出现反应，但她一声颤抖低回的：“杨瑞我爱你！”
　　却让我欲火狂燃！我忍着没动。我一动没动地让她抱着。她的一只手从我身下钻过来，和另一只手会含着环绕在我的胸前，又轻轻地在我的皮肤上滑动。她的手真是又细又薄，又细又薄让我觉得我的胸肌格外开阔，开阔得可以任她游走。那双手抚摸着我的胸脯和小腹，并不往下深入。我知道安心 *** ，非常性感但从不委琐，那些低贱和淫荡的动作总是由我来做。我做，她不反感，我怎么做，她都行，都能逆来顺受。她逆来顺受的样子有时让我都分不清她究竟是情愿还是忍受，是高兴还是痛苦。但无论是什么，我都渴望她呈现出这种受难般的表情和呻吟，那表情和呻吟一旦出现我便高潮奔涌！
　　我终于忍不住转过身，也抱住了她，用缓慢的力量去揉搓她细细的骨肉，用粗莽的亲吻去覆盖她娇小的脸庞。我发觉她流泪了，她在无声地吸泣。她的啜泣和她的肢体在我身上每一个依恋的颤抖都让我激动不已，让我确信这个美丽的女孩儿，这个孤苦的女孩儿，是属于我的。
　　我也想哭，我们都拥有用眼泪泡黄的经历，这经历让我们时时记得对方的恩情，这思情常常带给我们精神上甚至肉体上的巨大快乐。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熟睡的小熊身边，我们默默地吸泣，默默地亲吻，默默地合为一体。我们无声地但又是强烈地，想把自己赤裸的肌肤，溶化在对方体内，由此我们很快地找到了快乐的巅峰，并且持续了很久。我们都出了汗，身体湿漉漉的。喘息稍定，我正要抽身而去，安心马上抱紧了我，她说杨瑞，求你了，留在里面好吗，再留一会儿，我喜欢。
　　我说：好。
　　我们依然紧紧抱着，彼此抚摸。我用嘴唇轻轻地摩擦着安心的界尖、耳垂、脸颊和眉毛，我用舌尖去抚弄她的眼睫和眉心。
　　没用多久，我们重新燃烧起来。这一次我们都留意地、反复地品味着快感登顶的每一个细小的冲动和奔泄的过程，我们控制着那欢偷直到失控。
　　我们累了，无所顾忌地喘息着，放平了身子，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层薄薄的月光，沉默地躺着。不知过了多久，我们不约而同地彼此对视，我笑了一下，安心也笑了一下。我探过身去在她的脸上轻轻地一吻。
　　“还想哭吗？”
　　我的声音如同耳语。她没有回答，眼里的目光像孩子似的羞涩。她也轻轻地亲我，我们用双唇彼此擦拭和感受着对方脸上的棱角和皮肤的柔软。我们用肉体的交流来代替语言。语言在此时已显得极其多余和麻烦。
　　我发现，安心的羞涩，与小熊脸上常常做出的羞涩，原来竟是那样的相似。这个发现让我觉得温暖和有趣。我不禁抬起身子，去看睡在里面的小熊。我这一看竟被吓了一跳，我没想到小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了，正瞪着一双黑黑的眼睛，一声不响地看我们呢。
　　我赶快推推安心：“你看――”安心回头一看，也吓了一跳，她赶紧翻过身去，柔声细语地问他什么时候醒了？怎么不睡了？
　　要尿尿吗？等等。我从安心不自然的语气中猜想她在儿子面前，大概有点脸红。
　　小熊睡意未醒地哝哝说了句什么，安心用同样的嗲腔嗲调回应着他的问题，他们全都柔声细气。我起身下床，穿上一条短裤，走出房间，走到走廊一侧的盥洗室里，清洗身体。
　　这是一间厕所同时兼带洗澡功能的盥洗室，既有大小便器又有三个用木板隔出来的淋浴喷头。我拉了门口的灯绳，灯不亮，好在月光水银般地从窗外倾泻了大半个墙面，四周的一切都可看清。我拧开中间的那只喷头，水很冲，哗的一声浇在地上，在安静的夜里，在这空荡无人的旧式小楼里，显得很响很响。虽然夜很深了，但喷头里的水还保留了一点白天的温热，冲在身上格外舒服，很解乏的。我让水直直地冲击肩背的肌肉，请当是一种按摩。在水的声音中，我听到盥洗室的门好像开了，吱的一声，我歪着头，侧耳倾听了一会儿，又没动静了。我叫：“安心？”无人回声。我关了水龙头，走出淋浴的隔断。我看到这间静静的盥洗室里，空空无人，月光依旧。惟一的变化，就是那扇在我进来时明明关上的木门，此时却莫名其妙地洞开着。
　　我疑惑地擦干身子，穿上短裤，走出盥洗室，四下察看。楼上很静，没人。走廊里暗暗的，只有尽头的拐弯处有些灯光折射过来。我摸着黑往我们的房间走，走到一半时再次听到异样的响声。那响声很轻，来自身后，像有个人在悄悄地跟着我走似的。
　　我回头看，还是没人。我继续走，走到房间门口，心里总有点疑神疑鬼的。进门前我再次左右摆头看看走廊两侧，这时，我的目光像被烧了一下似的凝固住了，我看到走廊尽头拐弯处的地面上，那一片折射过来的光线中，倒映出一个黑黑的人影。我赶快进了屋，走到床前，对安心说：“好像外面有个人，老在楼上转悠。”安心说：“是吗，可能是旅馆里值班的人吧。”
　　她虽然这样说，但还是穿上了内衣。她说：“水凉吗，我也想洗洗去。”我从我的背包里找出手电筒，做出胆大的样子，说：“走，我陪你去。”安心下了床，短衣短裤，那样子像个刚刚发育到一半的小女孩儿。她说：“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我还是陪她一起走出屋子，再看那拐弯处，暗暗的灯光依然折射着，人影却没了。我打亮手电筒，送她到盥洗间去，进了盥洗间，安心找灯绳，我说：“灯坏了，你就用这个手电吧。”我把手电筒留给她，看她要脱衣服，我就出来了。
　　我走出盥洗室，刚一转身就看到一个黑影就逼在我的身后。
　　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喊没喊出来就被什么东西劈了一下。我多年打排球，又练路拳道，身手敏捷，反应一向很快的，我身体一歪把头部闪开了。这一闪也许救了我的命，我被劈中了肩膀。这一下力量太大了，我的肩膀往下一瘫，整个儿人被带下去，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可我的意识还保持了清醒，我看得见那个黑影跨过我推开盥洗室的门就往里走。我一把想拉住他的腿没拉住，我狂喊一声：“安心！――”我这一喊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被击伤的肩膀和胸肋都随着这口气疼得几乎让我昏晕过去。
　　我刚刚喊完，头上又挨了一记，我眼前砰地炸开无数金星，过后便是一片漆黑。我隐约感觉我还有意识，还有知觉，还能觉出脸上发粘发湿。但眼睛完全看不见了，而且听觉丧失，四肢僵死。
　　我残余的知觉把一些片断和模糊的信息传送我受伤的大脑，我好像感觉到安心冲了出来，在盥洗室的门口和那个黑影有了几下混乱的拳脚，接下来一个人重重地摔在我的身边。我这时突然恢复了视力，我看清那个摔倒的人并不是安心，安心顺着走廊朝我们房间的方向快速地跑去，我的听觉被楼道里陈旧的木地板上响起的一串急促的奔跑声轰然唤醒。我的意识又回到了我的四肢，我疯了一样不要命地往起爬，腿软爬不起来但我用整个儿身子扑向那个几乎和我同时爬起来的黑影，我们两个一同再次摔倒在盥洗室的门口。我没有力气、意识混乱，我乱踢乱打，乱撕乱咬，我全身每一块肌肉都在使劲儿。但很快，那家伙就先站起来了，踢我，一连踢了好几脚，有一脚跟在我的肚子上，很重。我一直死死抓着他衣服的那只手松开了。紧接着又是一脚，踢在我的脑袋上，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像有个大锅似的东西压过来，顷刻之间就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这一次我彻底地进入了昏迷。
　　这是我二十三年的人生中，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昏迷。
　　后来我还知道，我一共昏迷了一分多钟。在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那踢昏我的家伙追到我们的房间，在门口碰上了正要冲出来的安心，两人再次发生搏斗。安心有一脚正踹在他的老二上，虽然不重，不致伤也不致命，但让他连连后退了好几步，使安心得以把房门砰地关住。安心关住门直扑屋里推一的那扇小窗，那小窗外面便是一片杂乱的芭蕉林。她的双手刚刚攀上窗沿，房门的门锁就被那家伙从外面一脚险劈了。安心显然没有机会再从窗子这里爬出去，她情急之下只有闪身钻到床板下面，她刚钻到床下门就被踹开了。那人进来看见屋里没了人，第一个反应显然以为安心跳窗子了，因为窗户上的月色似乎是这小屋里惟一醒目和富于生命感的东西。他先冲到窗户边上往外看。外面没人。这时，他听到了床下的响动。
　　那家伙蹲下来往床下看。床下很黑，但他显然还是看见了安心，因为安心的目光还和他对视了两秒钟，在这两秒钟里安心看清了他手里还拿了一把枪。那人直起腰，跳上了床，站在床上，用枪对准了安心躲藏的位置。大概就在这时，我在盥洗室的门口，苏醒了。
　　我听到了我们的房间里，响起了震耳的枪声，砰！砰！砰！
　　砰！砰！一共响了五下。那一声接一声的枪响让我的神经几乎彻底崩溃掉了。我大哭起来，没有眼泪，发不出声音，但这发自心底的恸哭却激活了我的神经和血脉！我挣扎着爬起来，扶着墙歪歪扭扭地往那个房间走。我知道我和安心一样，都将死于今日！
　　但我依然摇摆着麻木的身体往那个房间走去，我要去死！我要和安心死在一起！我要去拼命！我绝不逃生！我一点也不想，苟且逃生！
　　我终于走到了房间的门口，房门大开。我看到凌乱的床上，面朝下趴着一个粗壮的男人。又稠又粘的污血从他身下洒漫开来，浸透了床上的薄褥。后来我知道，在刚才连发的五声枪响中，有四颗子弹轰开了他的胸腹！
　　我的双腿已支撑不住越来越沉越来越软的身体，我倒下来，匍伏在地板上，我用力撑着头，看到了床下的安心。她仰面平躺在地板上，惊魂未定地大口喘气，目光含泪地看着我。我伸出一只手，想拉她出来，她看了我半天，才颤颤抖抖地把她的手伸出来。找们够不着，我挣扎着向前爬了一下，我的指尖和她的指尖碰在了一起，我们都好像从指尖的相碰中汲取了对方的力量。安心从床下爬出来了，她的衣服被床板缝里滴下的鲜血染红，她全身打抖地抱住我，她的声音因为颤抖而断断续续：“杨瑞……我，我杀人了杨瑞……”
　　我已说不出话来，我只能冲她点头，冲她微笑。一我用我的点头和微笑来告诉她，她真是棒极了！
　　安心跪在我的身边，双手抖抖地捧着我的脸，问我：“你受伤了吗？你没事吧？你没什么事吧？”
　　我摇头，表示我没事，我用微弱得只有我自己才能听清的声音，问她：“小熊呢？”
　　安心愣了一下，爬起身向门外冲去，没冲出门又返身回来，捡起了地板上的手枪。她神经质的样子让我意识到小熊没了。
　　我知道这场搏杀已经结束，我和安心还都活着。后来我还知道，死在我们床上的，是毛杰的哥哥毛放。毛杰肯定也来了，只是我们谁也没有见到他。他一定是在我们和毛放遭遇搏斗的时候，冲进我们的屋子，没见到安心，就掳走了小熊。
　　安心瑞倒毛放跑回屋子已经看不到小熊，她那一刻差点疯了，她只想赶快出去找他，但被毛放堵在门口只能退回房内。生死千钧一发之际她突然想起放在旅行包里的那把手枪，那旅行包在我们上午出去时塞到床底下去了，所以安心钻到了床下。在毛放刚要开枪的前一秒钟，她打开了旅行包，并且拿出了枪并且开一厂火，那五发子弹穿透床板，头四颗在毛放还来不及倒下之前，全部送进了他厚实的腹部和胸腔。
　　毛放血溅五步，死在床上。安心提着枪出去，找不到毛杰和小熊。旅馆还有少数住宿的旅客，听到枪声无人敢走出房门。两个看门守夜的旅馆职工出来探头探脑，在楼下的院子里迎面碰到手里有枪身上带血的安心，吓得分头逃窜。安心冲出院子，冲出大门，门前的街上，见不到一个人影，除了那几棵芭蕉树残破的阔叶随风摆动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活物。月光又白又亮，无声无息地注视着安心，也注视着整条空空荡荡的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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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我被一辆后开门的警车从旅馆拉走的时候天色尚未全亮，旅馆门前的大街上还看不到太多的行人。黎明前的枪声似乎并没有给这里的居民造成多少惊扰，人们的脸上并未挂出明显的恐慌。早行的路人匆匆走过，扫街的老者面容悠闲。几辆在天明前赶到的警车无声无息地停在这幢“宣抚司署”略嫌破败的门前，门里门外没有任何喧哗与嘈攘，也没有什么人好奇围观。太阳已经把少许青涩的光芒悄悄涂在这幢古旧建筑的屋顶，让人看上去感觉这仍然是一个宁静寻常的清晨。我被担架抬到楼下又抬出大门又抬上警车时，耳边隐约响着安心一个人压抑的哭声，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异响，再无任何异样。
　　这个清晨我见到了很多面目严肃的警察，也见到了那位从外地调来刚刚新官上任的吴队长，我听到他不善辞令他用简短的语言安慰了安心，还听到他大声地用电话向上级报告案情和部署周边地区的围堵。虽然仅仅是只言片语，但我听得出这场大范围的围堵将动用强大的兵十。那个身中四枪死在旅馆床上的人，已经确认正是毛杰的哥哥毛放，而掳走小熊的几乎可以肯定是他的弟弟毛杰。当然他们可能还有其他同伙，时间离案发还不算太久，估计罪犯还不一定走得太远。
　　尽管警察们对安心，也对我，一再表示：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把孩子解救回来！但安心还是支持不住了，她甚至不能止住歇斯底里的颤抖和绝望无助的哭声。失掉小熊几乎使她的精神接近于崩溃！
　　安心没有跟我去医院，她被送到市公安局的招待所。缉毒大队专门派了一位女同志在招待所里照顾她保护她，兼做陪伴开导的工作。她的很多同事，也纷纷去招待所看望她，安慰她。他们过去是她的师长和战友，他们的安慰对安心来说，有一种特殊的精神作用。市公安局也派了一位民警到医院里来保护我，不过那位民警是附近分局派来的，不是缉毒大队的，也不认识安心。
　　我在医院经过检查才知道，我的两根肋骨断了，其中一根差点戳进了心脏。我的胸腔里积了很多血。我的肩膀，大概是在毛放的第一棒打击下就打脱了自。头部也肿了，破了，后脑勺上结了一个大血块。我躺在手术床上，听医生和医生议论，说这小伙子真是命大，能活下来真不容易。还说这全是仗着年轻身体好，要是咱们让人打这么几下，肯定死三回了！
　　下午，安心到医院来了，这时她已经镇定下来，她来看我。
　　她抱着我刚刚做完手术缠着石膏和纱布的身体，轻轻啜泣。我这时已经不能说话，我连每一下呼吸，都会带动胸部的剧痛，我无法安慰安心。
　　医生听说我有亲属来了，就过来把安心叫到办公室，问她是我什么人。她说是我未婚妻。医生就向她通报了我的伤情。医生说得很严重，特别是我的脑袋里，也有渗血，胸腔里的积血已经排出了，但颅内的凝血还在。头部到底伤得多重还无法判断。医生建议，鉴于南德目前的医疗条件有限，应该马上送到广屏或者昆明去，否则有可能把你未婚夫给耽误了。
　　安心说：那就去昆明！
　　我不知道安心当时为什么不选择更近的广屏。是觉得昆明的医院更好呢，还是本能地不愿意再到广屏去。
　　傍晚，安心正在病房里喂我吃饭，缉毒大队来了一个人，神色匆匆地把她从病床前叫走了，改由分局派来保护我的那个小伙子接替安心继续喂我吃饭。我的脑袋一直浑浑饨饨，但安心被人叫走时我还有意识，我意识到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可能有了什么进展，说不定警察已经找到了小熊的下落。
　　可惜我没有完全猜对，警察叫走安心是因为他们黄昏时接到了一个电话，那电话是毛杰打的，是打到缉毒大队对社会公布的报案电话上的，他要找安心。值班警察说安心不在你是谁？他说：我是毛杰。值班的警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哪个毛杰？
　　他说：就是安心的老情人。你告诉她，让她等好，我还会再来电话的，我想问问她，她还要不要那个孩子了，想要的话就把我哥哥好好地送回来。从这个电话上看，毛杰还不知道毛放已经死了，这个电话当然也证实了小熊确如分析的那样就在毛杰的手上。
　　和上次一样，毛杰犯案之后，再次猖狂地把电话打到缉毒大队，既表现出他的肆无忌惮和好勇斗狠，又表现出他的年轻幼稚。警察们并没有被毛杰的嚣张激怒，相反却感到特别的惊奇和兴奋。这个电话恰恰是他们守株待兔求之不得的东西，因为它给警察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缉毒大队的那个电话是带有来电显示功能的，上面显示出毛杰使用的是一只手机，这只手机的号码已经清清楚楚地留在了来电显示的显示屏上。警察们马上通过市公安局发出查讯令，很快就查到了机主的姓名叫陈宝金，是南德一家私人建筑公司的经理，老家是南德远郊东坡镇人。缉毒大队当即派人化装成联系工程项目的客户到那家建筑公司去找这位陈宝金，公司里的人说他到外地去好久没回来了。南德市局通过省公安厅报告公安部，当天即被批准利用空中卫星搜索这部手机的信号。只要这只手机再次启用，卫星很快就能跟踪到它的位置。
　　我原来只知道科技发达了用卫星跟踪地面的电话信号已是小菜一碟。我还看过美国电影《国家的敌人》，所以知道卫星跟踪技术有多么厉害。我还知道俄罗斯内务部队就是利用卫星跟踪技术找到车臣叛军首脑杜达耶夫的手持电话，在杜达耶夫打电话时确定了他的位置，然后远隔千里万里发射导弹准得不能再准地把他当场炸死的。但我不知道在中国，在这么小的边城南德，同样可以利用这样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缉拿罪犯。
　　当然有关这些案件进展的情况我那时还什么都不知道，我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靠杜冷丁来镇压全身仿佛无处不在的疼痛。我并不知道从那天晚上开始直到第二天的清晨，安心和一大群整装待发的警察们一直集中在缉毒大队的会议室里，守在电话机的旁边等待着那个能刺探出毛杰位置的来电。
　　在枕戈待旦的警察当中，还有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他守住另外一部电话，这部电话连着局长、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卧室，连着武警驻军的指挥部。南德地区的一支武警部队当晚已接到命令，人不卸甲，枪不离身，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守在这台电话机前的，还有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他是知道情况后刚刚从大理放弃休假赶回来的。他和队里其他几位头头正围着那位亲自坐阵指挥的副局长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低声交谈着什么。
　　安心坐在会议室的另一角，一动不动地等着那个电话。夜深了，周围大部分同志都七仰八歪地在椅子上打开了吃，连那位副局长，也被请到隔壁一张有床的办公室里休息去了。大概只有安心没有一点睡意，尽管她已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她在想如果那个电话来了她将和毛杰说什么。她在坐到这部电话机前就被告知，一旦毛杰来电她必须尽量和他长谈，没话找活也必须和他周旋，尽量延长通话的时间。头头儿们反复嘱咐她千万别激怒毛杰也别被毛杰激怒。特别是老潘，他最了解安心，知道她的脆弱之处，知道毛杰这案子在她心里留下了多大的伤口，知道她爱孩子她不能失去孩子……所以他一再告诫安心，你要真想救回孩子你就一定要拖住他，和他的通话至少要超过五分钟以上！这是卫星搜索要求的最短的时间！
　　在傍晚的时候，毛杰使用的那只手机又使用过两次，可惜时间太短，卫星只能大致确认他还在南德附近，没走太远，但总是在尚未跟踪出具体方向位置之前，那电话就断了。
　　五分钟以上！安心有些不知所措。五分钟以上！她和毛杰要说五分钟以上的话，这可能吗？这个任务对安心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她和毛杰已不是情人，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的通话可能只是一两句，就到底了。一两句互相的诅咒，还能有什么？
　　老潘交给安心这个任务，也知道难，因此做了具体指导：那家伙打电话给你，有两种可能，第一，和上次一样，是约你出去和他见面，或者和他交换人质。用他哥哥来交换孩子。他哥哥已经死亡的消息我们一直封锁着，估计他还不知道。如果是约你的话你就尽量跟他多谈条件――怎么见面，见面的时间、地点，都谈清楚。他要是说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面你千万不要一下就同意，你可以提出另外的时间和地点。具体在哪里等一会儿我们商量一下，尽量到郊外去，找那种便于隐蔽队伍的地方。另外交换的其他条件和细节，比如说交换的方法步骤，都尽可能谈仔细。另外，你可以问问孩子的情况，你可以要求他对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别打他俄他。你还可以向他介绍介绍他哥哥在我们这里的情况，编几句他哥哥希望他拿孩子来交换他回去的话，总之要想方设法把话说得越长越好。第二，他可能知道他哥哥死了，不跟你谈交换，他就是骂你，用各种难听的话骂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别生气，别激动，千万不能跟他对驾，你一对骂，他很快会挂掉电话。你就让他骂，然后，你就跟他叙旧，说你们以前的事，说以前的情分，说详细一点，说动情一点。最好说点细节，然后你问问他这些事还记得吗。你让他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把孩子还回来，别伤孩子……
　　安心生硬地打断老潘细致的指导：“队长，我跟他无旧可叙！
　　我跟他没有情分！“
　　这段指导对者潘来说本来是很技术性的，不料他正侃侃而谈，被安心猛然三句话堵回来，堵得他措手不及，一下子愣住了。他看看安心有点发抖的脸，沉默了片刻，皱着眉说：“你到底还想不想救孩子？”
　　安心的脸还在抖，但说不出话来。
　　老潘的态度更加严厉起来：“我现在当你是个战士，我是在跟你交待任务！我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你要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你就告诉我，你就告诉我你已经不是一个缉毒警察了你干不了这个差事，啊？你干得了吗？啊！”
　　老潘已经是大声地质问了，周围的同志都愣了，都看他们，连市局那位副局长正跟别的干部说着话呢都停下来看他们。安心眼泪涌出来，但她硬不让它往下流，她说：“……干得了！”
　　老潘盯着她的眼睛，盯了一会儿，才继续开口：“好，那咱们接着说……”
　　老潘又跟她交待了一些方法，关于毛杰如果提出交换人质的话选在哪里比较合适的问题，他让其他几个同志和安心一块儿研究。然后他到旁边和市局那位副局长说话去了。安心断断续续只言片语地听他们在分析这个案子。他们分析孩子还活着。如果毛杰要弄死孩子的话早在现场就弄死了，那么小的孩子随便给他一下就能弄死，犯不上还要带走他。他当时带走孩子可能还是怕安心跑了好再用孩子调她出来……他们分析到这儿市局的副局长突然提了这么个问题：这家伙知道孩子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吗？副局长问这话时碍于安心在侧显然有意放轻了声音，但安心还是听到了。她心里忽悠一下子不知道哪里被火燎了一下，像是的伤了一样疼痛。她没心再听身边几个同志对接头地点的讨论，她侧目去听那副局长和潘队长吴队长他们议论这个案子，但话题已经转了，没再涉及到孩子。他们在感慨这案子之所以一直缺乏进展，毛杰毛放之所以一直找不到，关键就是情报来源跟不上。南德紧靠毒品产地金三角，南德的毒品案件大部分是有组织的犯罪，在南德搞贩毒运毒的很少有自己单子的个体户，基本上都和境内外的贩毒组织有联系。所以缉毒工作没有情报支持很难搞，没有情报的侦察工作那可太费劲了。不光是发现能力差，就是发现了也控制不了，只能发现什么人抓什么人，很难扩大战果。所以那位副局长说，前两天他一直在云南省公安厅开会研究这事，省厅要求我们还是要下大力气，解放思想，尽快把情报触角伸向贩毒组织内部。尽快把我们的情报据点连成网，把网扩大，搞实。不能总是那么几个老的情报来源，总在外围打转转……
　　就这么议论到深夜，大家都困了。其间不断有电话的声音，无论是手机还是桌机，都响个不停。但，安心守着的那部电话，那部毛杰知道号码的电话，始终没有响过。夜深之后会议室里静下来，副局长由老潘他们安排到隔壁房间休息去了，其他同志也趴在桌子上仰在椅子上形态各异地睡过去。安心坐在电话机旁，没睡。她怎么可能睡得着！老潘也没睡，那个新来的吴队长也没睡，他们俩坐在会议桌的另一侧抽烟，低声说着什么。
　　天亮了，安心看着窗户上的颜色一点一点地由深变浅，渐渐发白，发红，又发白。睡觉的人都起来了，有的去厕所方便，有的去打湿毛巾擦脸，有的在原地伸懒腰……老潘张罗着人去给市局的副局长买早点，会议室里一时有点乱。这时候，那只静了一夜此时被大家都忽略了的电话突然响了一下：铃――！那响声尖锐刺耳，让所有人都停止了动作停止了声音，会议室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
　　电话又响了一下：铃――！
　　老潘离电话最近，他走过去，镇定地接起了电话：“喂，缉毒大队。”
　　所有人全看看老潘。
　　老潘把电话的听筒从耳边移开，递给安心。他严肃地看着安心，只是把话筒递给她，甚至不再有一声轻轻的耳语和一个简单的暗示。
　　安心知道，在电话的另一头，就是毛杰。
　　安心还知道，在毛杰的旁边，就是他的儿子小熊。
　　安心接过了电话。
　　她说：“喂。”
　　对方在喘气，没有马上答话。
　　她又说：“喂。”
　　对方开了口，当然，安心听得出，那就是毛杰！毛杰的声音很特殊，稍稍有点哑。她最初认识毛杰时觉得这略哑的声音很男子气，很性感，很有味。而现在听来，那半哑的嗓音只让人感到恐怖和怪异。
　　毛杰说：“安心？”
　　安心说：“孩子在哪儿？”
　　毛杰不提孩子，反问：“你想我了吗？”
　　安心放大了声音：“孩子在哪儿？”
　　毛杰停顿了一下，又反问‘：“我哥在哪儿？”
　　安心说：“在我们这儿，我们可以和你交换，你把孩子还给我，我们把你哥还给你。”
　　毛杰说：“你叫我哥听电话。”
　　安心说：“你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毛杰突然变了腔调，他好像不愿意再装出心平气和的样子，他把自己心里的仇恨和怨毒，在咬牙切齿之中全部暴露出来。
　　“你这个臭骚货，你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你忘了你还欠我一条人命呢！我杀了你儿子才算拉平了！我哥要是死了，你就又欠我一条人命！你总是欠我的！”
　　这个杀字让安心的语气失掉了平衡，她有点急促，有点语无伦次：“……我，我们跟你换！我一个人去，我带你哥哥去跟你换，这是你哥哥让你换的！你说在什么地方，我去！”
　　毛杰停顿了一下，语气又有点玩世不恭了：“还想在瑞欣百货商场的大门口吗？那是咱们的老地方。”
　　“瑞欣百货商场，好，没问题，我去，我去跟你当面谈！”
　　“你一个人？”
　　“对，我一个人广”上次你就说你一个人，你是一个人吗？那天去了那么多便衣，那么多武警！好家伙，看来那天你真是想要我的命了！你这个具骚货！我早知道你的话肯定不能信的，连法院都不信你的话了J“
　　“这次我保证一个人，我向你保证！”
　　“你拿什么保证？”
　　“你要我拿什么都可以，你就是要我拿命做保证，都可以！”
　　“你的命，我迟早要拿过来的，你就慢慢等着吧！”
　　“你要我的命可以，你别伤了孩子！你敢动孩子一根毫毛，我们就要你哥哥的命！你不想让你哥哥回去吗？”
　　毛杰再次停顿了下来，头戴耳机在串机上监听的潘队长和吴队长，还有从隔壁被叫起来的那位副局长，全都一声不响地看表。他们见毛杰的声音中止了，都紧张起来，不知毛杰那边是不是突然断了线。
　　电话里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再次传来毛杰的声音：“好，你们想跟我换，我同意，你们先放了我哥，他知道怎么找我。等我见到了他，我自然会把孩子还给你。”
　　安心说：“我们同时交换，体定个地方，我们同时交换。”
　　毛杰冷笑了一下：“你这个坏女人，你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傻子。你从认识我的第一天起，就把我当成一个傻子，想怎么骗我就怎么骗我，你是这样的吧？我知道我哥哥已经死了，我跟你换也是换尸体，你还骗我！就凭你现在还在骗我，我就应该把你儿子给消灭掉，你以为我会养这小东西一辈子？”
　　安心急了，她的声音几乎带出了哭腔：“毛杰，我求你，你放了孩子，我求你，孩子没有任何过错！你有本事就来找我！你别折腾孩子！”
　　毛杰笑起来：“我没有本事，我找不到你，我只好拿你儿子开刀了。噢，你害怕了是吧？你也有害怕的这一天！我知道孩子没有过错，那就让他为你的过错倒霉吧。你的过错太大了！太大了！”毛杰的声音再次停顿下来，他的声音突然带出些哽咽，“你弄死了我爸爸，弄死了我妈妈，又弄死了我哥哥，还要弄死我！
　　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个孝子，我看着我亲生的爸爸妈妈死了我受不了！我原来还以为你不懂这些呢，现在看来你不是不懂，你亲生的儿子要是死了你也心疼！那我就应该让你也心疼一次，尝尝这个滋味，然后咱们就算拉平了。真是可怜这小孩了，谁让他是你儿子呢……“
　　安心突然嘶声打断毛杰：“他也是你的儿子！……我告诉你毛杰，那孩子是你亲生的儿子……”
　　安心眼泪滚出来，她一生中所有的恩恩怨怨，确实都可以集中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她什么都失去了，只留下了这个孩子。她泣不成声，她断断续续地说：“你要不信，你就找个医院去做个鉴定吧，亲子鉴定医院就能做的……你不信你就去做！”
　　电话里的毛杰一下子没声了。安心在断断续续的抽泣中，听到了电话听筒里，昨啦一声挂断的声音。潘队长和吴队长也同时在耳机里，听到了电话挂断时发出的呆滞无力的那个古怪的响声。
　　安心还拿着嘟嘟作响的电话，光是哗哗地流眼泪，却哭不出声。有人上前接过电话听筒，把她扶到一边去了。市局的副局长抬手看表，还没放下胳膊老潘就说了一句：“三分钟零五十八秒。”
　　副局长皱了眉：“不够五分钟。”
　　屋里的所有人都在看表，然后抬起头来面面相觑。
　　副局长看一眼哭泣的安心，低声对潘队长说道：“让她去休息吧，找个女同志陪陪她。”然后他在吴队长的陪同下，向会议室的门口走去。还没走到门口，一个缉毒大队的值班干部从门外兴冲冲地跑进来，一进屋子就高声喊道：“毛杰找到啦！就在南咸山东波镇！”
　　他的喊声让全场一下子振奋起来！每一个人的眼睛都豁然一亮！
　　副局长眉头舒展，大声问：“卫星锁定了？
　　“省公安厅直接把电话打过来的，通话时间太短，具体位置不能肯定，但是大体的经纬度已经测出来了，就在东坡镇北侧！”
　　副局长转身着老潘，简短地说：“东坡镇北侧，一小时以内必须赶到！”
　　还没等老潘下令，缉毒队员们已经纷纷整理着自己的武器，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会议室了。准备奔袭的汽车早就呈一字形排列在院中，顷刻间整个院子都响彻了汽车马达的轰鸣。
　　在马达发动的轰鸣中，安心听见副局长挂通了局长的电话，大声地做着汇报，语气腔调，既镇定又昂扬。他向局长报告了发现毛杰的大体位置以及距离南德市区的路程。他告诉局长咱们的人都出发了，同时请示要不要通知武警部队对南咸山以东各条公路全部设卡检查……
　　局长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做了些指示。好像是考虑到不要轻易扰乱居民正常生活，要求尽量不动用武警部队在公路上设卡……安心没有听完副局长的电话，虽然她和毛杰通电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卫星搜索毛杰的位置，但卫星把毛杰锁定在东坡镇的消息仍然给人一种突如其来的惊讶，令她全身热血奔腾！她走出会议室，看到潘队长一手插腰站在院子当中，一声不响地注视着那支大约有十多辆大小汽车组成的武装奔袭的车队，一辆接一辆吼叫着驶出院子，向着东方，向着刚刚变白的刺目的太阳，浩荡而去。
　　安心站在播队长的身后，大声说道：“队长，我也要去！”
　　老潘转过头，目光停在她的脸上，停了一会儿，用非常平和，平和得接近于慈祥的声音说道：“我已经不是你的队长了，你现在也不是一个可以作战的民警，我无权命令你，也无权同意你跟他们去。”

[sohu]

二十九
　东坡镇在南面山的东面，距南德市区约四十公里远近。缉毒大队除了出差办案和生病探家的人之外，倾巢而动，在主抓此案的那位市局副局长的亲自率领下，十多辆汽车以百公里时速，向东直扑过去。
　　出发前副局长吩咐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守在大队，等侍卫星继续跟踪毛杰的信息，同时布置南动山东侧几个乡镇的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尽快把东坡镇通向外面的所有路口控制起来。局长既然不同意动用武警部队，所以副局长只好让老潘通知东坡镇附近的几个派出所，分兵把口，担负起堵截的任务。
　　缉毒大队一下子走空了，院子里安静下来。老潘跑到办公室去给那些派出所打电话布置任务，安心就跟到他的办公室，站在门边上看着他在电话里和那些所长们哇啦哇啦地说情况，争辩哪个路口归谁负责哪条公路该谁派人。她很想帮忙干点什么，但找不到任何可干的事情。她估计着东坡镇的战斗大概会在一小时之内打起来，但一想到打起来以后小熊的安危难定，她的心就始终像是提在嗓子眼里，怎么沉也沉不下去。
　　事情的进程和安心的估计倒真是差不多，解救小熊的战斗是在上午九点左右打起来的。缉毒队员们一进入东坡镇就直奔那个建筑公司老板陈宝金的家，说是战斗，其实未发一枪一弹。警察冲过陈宝金家时客厅里正有一桌通宵的牌局刚散，屋主陈宝金和几个男女赌友正在吃早饭。警察们前后门都堵住，然后迅雷不及掩耳地冲进去，那几个家伙来不及做出任何反抗就束手就擒。他们在一屋子荷枪实弹的警察面前让双手抱头就双手抱头，让靠墙蹲下就靠墙蹲下，只有陈宝金装腔作势大呼了两声冤枉，在警察从他卧室的枕头下面翻出一把枪来之后也立即老实了。其他几个男人从一开始就面如土色，两个女的更是瑟瑟发抖。市局的副局长和吴队长用了三间屋子，分头把陈宝金等几个人轮流叫到屋里突审，问的重点就是毛杰和小熊。其余民警则四散开来，在这宅子里开始了排雷般仔细的搜查，结果证实这位陈宝金果然有问题，警察们很快又搜出了两只手枪和几公斤散装的白粉。搜出这些东西使本来处于胶着状态的审讯工作有了突然的进展，形势急转直下，几个男人中比较年轻的一位突然表示，知道孩子在什么地方――原来没有一个人承认这里有孩子的――愿意带警察去找。大约五分钟以后这个人带着警察们穿过一条两房之间夹出来的狭窄的通道，走到陈家宅子的后院，他站在后院院墙边上一个石雕的怫龛前，不动了。
　　上午十点三十分，吴队长打了一个电话给潘队长，此时潘队长和安心都在会议室里，谁也不说话地默默等着东坡镇的消息。
　　电话是打到潘队长的手机上的，潘队长接起来，只是嗯嗯地听着对方说话，在电话挂断之前才沉着声音说了句：“好，我知道了。”
　　挂掉电话，他转脸着安心，安心从椅子上站起来，也看他。
　　安心能感觉到这个电话就是从东坡镇打来的，是吴队长他们打来的。她看着潘队长，等着他开口，等着他说出这件事情的结局。
　　老潘说：“孩子已经去了。”
　　安心站着，没有哭，没有像老潘预想的那样嚎啕大哭，甚至，她都没有流出一滴眼泪，她愣了半天才摇头说出了一声：“不！”老潘的眼睛倒先湿了，他走过去，慢慢地抱住了安心，像抱自己的孩子那样，小心地把安心抱在怀里。他能感觉到安心身上的颤抖，和她的声音同样，都是从胸口上，是从心里头，从骨头里发出来的。那声音从小到大，然后马上就吸了，她喊着：“不！不！不！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
　　她终于在老潘怀里把呼喊变成了哭泣，这是一种彻底崩溃的哭泣！她的儿子，从生下之后就多灾多难，和她相依为命的儿子，终于不在了。她过去最喜欢幻想的，就是儿子长到五岁、八岁、十多岁、二十岁时的样子。把儿子保护好，养大，一直是她的理想和生活的目的。她的儿子，是一个最可爱最可怜最好玩最懂事的孩子！她不能没有这个孩子！
　　老潘抱着她，没有说劝慰的话。老潘也哭了。但眼泪一流出来他马上擦去，他马上克制了自己。他用自己的怀抱，他想用这怀抱的温暖和力量，来感应安心，也许他那一刻真的把安心当作了他的女儿，一个受了苦让人从心眼儿里疼她的女儿！
　　这时，缉毒大队那位惟一留下来值班的女同志跑进来了，喊了一声队长！见到老潘和安心的样子，进退失据地愣在门口。老活回头，那女干部才尴尬地说了句：“局长电话。”
　　老潘松开已经哭不出声来的安心，把她扶在椅子上坐下，然后向门口走去。他对还愣在门口的女干部说了句：“去给她弄点水来。”便走出会议室，向大队的值班室走去。
　　其实，毛杰把小熊带回东坡镇的那个清晨，小熊就遇害了。
　　是小熊总也不能停止的哭闹把陈宝金和他那帮赌友弄烦了。他们用枕头把孩子的头压住，同时骂毛杰给他们找麻烦。毛杰本来是想拿孩子做人质的，一气之下把孩子从枕头下拉出来想用胶布粘他的嘴，还没粘时发现孩子已经窒息。天快亮的时候他和陈宝金等人一道，把小熊埋在陈家后院的佛龛下。那时毛杰还全然不知他亲手埋掉的，就是自己的儿子。
　　女干部从安心的脸上大概也猜到发生什么事情了，赶快跑出去找杯子找暖壶。安心瘫坐在椅子上，她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控制自己心里头和肢体上的痉挛，她的意志和意识在哭泣中变得虚弱和恍格。她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都集中在一个她不能承受的念头上，那就是，她的儿子，她永远见不到了！她的儿子，她身体里最重要最灵魂的一部分，从此以后，永远的没有了。
　　我不知道安心此时是否想到了我，我也是她最重要的亲人，我是她的爱人，是最爱她最关心她的人！在这个悲痛难忍的时刻，她想起我了吗？她想立刻见到我和我抱头痛哭吗？我也要哭我们的小熊，小能也是我的孩子！我爱小熊！
　　安心的悲痛是被一阵尖锐的电话铃声打断的，会议室里除了安心没有另外的人，电话铃声在这间空荡荡的大屋子里显得特别尖厉刺耳，甚至惊心动魄。电话就在安心的身边，那响声几乎把她麻木的心打成了碎片。她动作机械地接了起来，说：“喂？”她发了声可是喉咙哑得似乎并不能把那微薄的声音送出。
　　电话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人说：“我找安心。”
　　“找安心？”安心觉得自己的神经连同自己的呼吸，都混乱着，她张了半天嘴，问，“你是谁？”
　　电话里的人说：“是你吗？你是安心？”
　　“你是谁？”
　　电话里的人突然没了声。安心拿着电话，她感受到了那个人的气息，她突然说：“我的儿子；在哪儿？”
　　电话里的人沉默了一下，又开了口：“那个孩子，是我的吗？”
　　安心控制了声音，她本能地想要掩藏住心里的颤抖，她说：“你在哪儿？”
　　电话里的人又问：“孩子是我的吗？”
　　安心说：“你在哪儿，我当面告诉你！很多事情，还有这个孩子的事，我都会告诉你！”
　　“我只想知道，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你讲真话我就把孩子还给你！”
　　“是你的，他是你的亲生儿子！”
　　对方的电话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才又说：“还记得山上那个茶水店吗？在悬崖边上卖茶的那家店，我在那儿等你。我等你半个小时，过了半小时我就不等了。你要是带人上山我远远就能看见，你带人来就等于你自己判你儿子的死刑了！我再说一遍，你敢带人来就等于是你自己杀你自己的儿子！”
　　安心说：“好，我一个人来！”
　　她刚刚说完这句话，电话就被对方挂断了，电话的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安心也挂了电话，她站起来，向屋外走去。走到门口又蓦然回首，她看到会议桌上，老潘刚才从身上解下来放在那里的一支手枪和手枪旁边一只带着大毛球的汽车钥匙。
　　安心拿了那只带着皮套和胸带的手枪，又拿了那把钥匙，大步走出会议室。院子里没人，只静静地停着老潘那辆老旧的敞篷吉普，那古普车在阳光下闪着些暗淡的光泽。她飞身上了车子。
　　车子被启动时发出的声音惊扰了四周的宁静，安心从后视镜中看到，那位女干部端着一杯热水从一间办公室里出来，不知喊了一声什么，然后呆呆地站在那敞篷吉普冲出院子时扬起的尘土里。
　　那时大约是上午十点四十分左右，我在医院里用吸管喝水时突然呛得咳起来，我受伤的胸肋随着剧烈的咳嗽几乎疼人骨髓，接下来我吐了血，吐在我身上盖着的雪白的被子上。同室的病友飞快地找来医生和护士，还有那位看护我的民警。医生摸着我的脉问我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摇着头，吃力地说了喝水前的感觉，我说我刚才突然心慌来着。
　　医生吩咐护士，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让我的喘息平定下来，让我睡。在我将将进入梦境的时候，正是安心把那辆敞篷吉普开上南咸山，到达那个悬崖的一刻。
　　快到中午了，太阳升到了头顶，有点刺眼，有点灼热。连深谷里的每一处闹技杂木，都被阳光拉得近在眼前。空气凝固着，树梢上看不见一点风，整个山野因此没有一点声音，敞篷吉普急停在茶店门前而扬起的烟尘，也因此久久不散。那烟尘像一块渗透力很强的透明的海绵，吸收了大量阳光，把自己搞得像一片发亮的干雾。安心提着抢走过茶水店时，那片发亮的干雾犹如她身后张开的一道迷幻的纱幕。
　　茶店里感觉很暗，是光线和外面的反差太大的缘故。店里只有一位年老的女店主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计，没有客人。老板娘见有生意来到，极热情地迎上来，张罗着问安心喝什么茶，要不要吃东西。安心问：刚才有人来吗？老板娘说：没有啊，一上午没得人来。安心向以前他们坐过的那张靠窗的桌子走去，桌上已经摆了一只茶壶和一只杯子，看上去是老板娘自己用的。安心把枪放在桌子上，说：我要壶绿茶。老板娘这时看见根在桌上的那支枪，才惶然认出她就是以前在这里被一个小卜冒打了一巴掌的那个小卜哨，她的笑容和声音都不自然了：哦，绿茶，绿茶，绿茶是败火的……
　　安心不看老板娘，她有点憎恨她，她还为毛杰的律师做过证呢。安心转脸去看窗外，隔着一条深谷，对面崖头那棵技社狰狞的独木，在阳光的供照下，竟然有几分喜气洋洋手舞足蹈的样子。此时此刻，好像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都在冲她笑似的。
　　那老板娘，还有那棵树，他们都在笑！笑容里仿佛暗含了某些不可告人的内幕！
　　她想，她现在的一举一动，也许都在毛杰的视线里。这里的地形，藏得住人的，想跑也是方便的。也许，毛杰就在对面的悬崖上瞄着她呢。也许转眼，又不知从哪一条险径危途，转到这边来了。
　　茶半天没有送来，安心从窗外收回视线，转过头来。被窗外的阳光刺得眯起来的双眼一回到屋里，什么也看不清。几秒钟的适应之后，她看到老板娘又出来了，但没有端茶。她的目光在老板娘脸上停了两秒钟突然看清了情势，她看到了老板娘身后的毛杰，和他手上一只端平了的枪口。
　　老板娘被毛杰挟持着，歪歪扭扭地走出来，脸上的恐怖把五官的位置都挤歪了。安心哗地一下站起来，伸手去抓桌上的枪，这时她听到了砰的一声，像有人推了她一把似的，她向后趔趄了一下摔在了地上，整个左肩都麻痹了。她看到毛杰松开老板娘，任那老女人跌跌绊绊地向后面的灶房里逃去。然后他向她走过来，他走到她面前，蹲下来，用枪顶住她的太阳穴，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声音也没有一点腔调，他问：“孩子是我的吗？”
　　安心的左肩渐渐有了些知觉，她能感觉到衣服里湿滚滚的，有液体顺着左肋往下流。她不顾这些挣扎起身体向前扑过去，想抓住毛杰。她的一只手险些在毛杰的脖子上浇了一下，只差毫厘。毛杰向后一闪，随即向她右肩又开了一枪，再次把安心打得坐在地上。紧接着和刚才一样，他再次用枪顶住安心的头部，依然没一点腔调地问道：“孩子是我的吗？”
　　安心觉得自己很虚弱，事后很久她都形容不清自己当时有多虚弱，那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心慌和口渴，头脑空白，四肢厥冷……她虚弱得几乎命如游丝，她甚至弄不清为什么自己的胸口上还有声音。
　　“是你的……他是你的儿子！”
　　毛杰用枪托在安心头部狠狠给了一下，他突然跳起来疯了似的大喊大叫，他喊叫得声泪俱下：“你这个魔鬼！自从我认识了你，我的爸爸死了，我的妈妈死了，我哥哥也死了，你杀了我全家！现在，你又让我杀我自己的儿子！你是个魔鬼！你是个魔鬼！我杀了你这个魔鬼！”
　　他站在安心面前，把枪一次一次地对准安心，但没打。他脸上挂着纵横交错的眼泪，他哭歪的嘴唇上已经微微有了一点胡须，但依然是张年轻的脸。他没有开枪，似乎在想什么，他病态地呼叨着：“我不能让你这么死，我要让你慢慢地死，让你死得难受，你等着！”他转了身，盲目地在这屋里寻找着什么，大概是想发现什么可以折磨安心的东西。但他的目光在屋子里仅仅扫了一圈便喜然停在屋门前的那块木地板上，那块被阳光相出一个四方形状的木地板上，不知什么时候印上了一个黑黑的壮硕的人影。
　　毛杰的全部动作和肢体都僵住了，他顺着地板上的人影看到了站在茶水店门口的那个一动不动的人。他用力瞪大眼睛盯着那个不动的人，似乎想判断他看到的影子是不是幻觉。那人的脸背衬着屋外白亮的光线，因此暗得看不清眉目。甚至他身上穿着什么衣服毛杰也无法看清，他惟一看清的，确确实实看清的，是那人手上一支游动着暗光的枪口。那枪口直对着自己的心窝。紧接着他听到了那人冰冷的声音：“把枪扔到地上去！”
　　毛杰认出来了，这是缉毒大队的那个头头，他上次被抓时见过的。这个警察头头给毛杰的印象就像一位寡言少语的大内高手。也正是这个以往的印象使他一下子丧失了抵抗的自信，下意识地，将手一松，枪当嘟一声掉在了他脚边的地板上。
　　“双手抱头，往后退，退到墙边去！”
　　如果说，是潘队长的枪口弹压着毛杰不得不扔了武器退到墙角的话，不如说是他神人天降的气势和那冰冷老练的声音，令毛杰下意识地放弃了抵抗。老潘的声音也带给安心一股神奇的力量，她竟然自己站了起来，她站起来扑向那个靠窗的桌子，那桌子上放着她的上了胜的手枪！
　　但她还没有拿到那支枪，老潘就抢先了一步，按住了她的手。安心双臂流血地不可能挣脱老潘的阻挡。她只有疯狂地叫喊：“我要杀了他！你让我杀了他！”
　　毛杰双手抱头，脸色死灰地靠墙站着，紧张地看着他们两个人互相厮扭了几下。这几下让安心耗尽了那点回光返照般的力气。她终于被老潘压住，然后顺着墙坐在了地上。毛杰松了口气，抱头的双手不知不觉地放了下来，他似乎认为自己安全了。
　　老潘扶安心坐下，安心浑身像打摆子似的，发着抖，无声地哭泣。老潘检查了她的伤势，撕了自己的衣服为她包扎止血，安慰她说你不用担心，吴队长他们马上就赶过来了。法院会判他死刑的，这回他想跑也跑不掉了，你何必杀他脏了你的手！他倒脸去看毛杰，见他把手放下来了，便冲上去狠狠给了他一脚，让他把手抬起来。毛杰又把手抬起来，重新抱住了头。
　　老潘说：“上次便宜你了，让你又活了这一年多！你不是也懂点法律了吗，这回你算算你还能活多久！”
　　毛杰顽固地瞪着眼，用一种年轻人特有的好胜和凶狠，回嘴道：“可借你不是法官，你们没有证据！你们说我卖毒，你们找到证据了吗？”
　　潘队长本来已经转过头想把安心扶到椅子上去，没想到毛杰居然敢和他斗嘴。他站下来，转回身，说：“我不告你卖毒，我告你杀人，你杀了张铁军，还有一个刚刚两岁的孩子！”
　　“你有证据吗？你看见我杀了？”
　　这一句竟把老潘问住了，一下子没能跟上话来。
　　“是谁告诉你们我杀了人？是她？”毛杰用目光恶毒地指着对面的安心，“你忘了法庭早就不信她的话啦！还有谁证明我杀人啦，我哥？”
　　者潘有点明白他的心思了：“噢，你大概知道你哥哥已经死了，对吗？你以为你哥哥死了就没人能证明你干的事了，对吗？
　　可你这个人，倒霉就倒霉在你这张嘴上，你这张嘴实在话太多！
　　你忘了你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吗？你那些话我们都录在录音机里了。不把你的话录下来，我还不知道你打电话把她约到这儿来呢。你记性好不好，你还记得不记得你在那些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说她还欠你一条命了吗？说孩子的事了吗？你的罪名太多了！一条也跑不掉！“
　　毛杰狰狞着脸上的肌肉，他的喊叫声透出了他的绝望：“我不会承认的！你们别想弄死我，没那么容易的！我们全家的命都给了我啦，我不会让你们弄死的！”
　　潘队长看着毛杰，他大概从未遇见过这么疯狂的人。他又转头看着坐在地上的安心，安心的目光也看着他，那目光里有他一眼便能看懂的东西。他冲安心点点头，像是对她做了什么许诺。
　　然后他把毛杰拉过来，拉到那张靠窗的小桌前，把他按在椅子上，把桌上安心那支手枪往他眼前一推，然后指着窗外，指着窗外烈日下的深谷，他说：“你要想逃命的话，不是在法庭上，是在这里，这里是你惟一的活路。你要能从这个地方跳下去，我就放你跳。还有这把枪，别忘了带上。反正你的罪名已经不少了，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我再给你加一条也没什么。你愿意不愿意再给自己加一条脱逃罪？脱逃罪，懂吗？你应该求之不得啊！”
　　毛杰愣了，他看着窗外，看看桌子上横着的那把安心的手枪……山谷在阳光的普照下似乎看不出深度，明亮的暖色让一切物体都失去了原有的距离感和凹凸感，而桌上的手枪，这把手枪深黛色的枪体又使它显得格外触目。山谷浅显的候相和枪体饱和的色植，对毛态都是一种刺激，给他一种错觉，使一件本来不可能的事情在他脑子里居然被迷幻为一种举手可得的现实。他抬眼再看老潘，者潘在桌子的另一侧坐下来，也看着他。毛杰的目光紧张而犹豫，老潘的眼神安详而松弛，那松弛中甚至还包含了几分漫不经心的笑意。他们就这么对视着。对视了多久？也许谁也没有算计，直到茶水店外面的山路上，已经听得见不知多少辆汽车由远而近的声音。那声音终于在外面停住，老潘眼睛略偏，向门口看去。就在他目光偏离的刹那，毛杰整个身体扑过来，双手平伸，抓起了桌上的那支手枪！安心发出了尖声的喊叫，和她的喊叫几乎同时响起来的，是老潘的枪声！子弹穿过桌上陶制的茶壶，茶壶砰的一声炸得粉碎，无数陶片和半热的茶水一起向四面飞溅开去，透过飞溅的碎片和水雾，安心看到毛杰额头的正中，有一小团血花，瞬间地绽开了一下便凝结住了，毛杰像被什么巨大的力量猛地向后一击，头都触电般地摆动了一下，整个身体重重地摔在椅子上，连同椅子一起，向后轰地一下翻了过去！
　　安心的叫声停住了，屋里安静了几秒钟。她看见老潘走过去，简单地冲毛杰的尸体看了一眼，嘴里如愿以偿地叨咕了一句：“脱逃罪你不要，那就给你加上另一条，你这算是夺枪拒捕！”
　　门外传来高声的呼喊：“放下武器，我们是警察，你们被包围啦！”正如老潘说的，那是吴队长他们。老潘是在前往南动山追赶安心的同时通知他们速来增援的。吴队长一共带来八辆汽车！他们刚到就听见茶店里响起了枪声，他们跳下车以车作为掩体向屋里喊话。茶店的门开着，他们刚喊了这两句就看到屋内的阴影里，瞒因地走出两个人来。警察们最先认出的，是他们的队长老潘，然后他们又认出了老播搀扶着的那个满身是血的女孩，那就是我的幸运地活下来的爱人安心。

[sohu]

三十
火车快到南德时我看到了南勐山。
　　南勐山远远看去毫无险峻可言，山势舒缓有余，雄奇不足，也许只有身临其境，方可领略到那些深藏不露的峭壁悬崖和险谷深渊。天刚破晓，阴雨袭来，厚重的云团已经卷去了南勐山的大半。火车穿越山口时才能看到山脉的转折处，露出的那一层层丰富多样的植被和偶尔可见的一两股山涧悬瀑。
　　从火车站出来，回首再向山上眺望，满山的苍绿已被半云半雾的瘴气染成黑黛色。而眼前经过雨水洗刷的小城，却反倒显得清新起来。空气爽朗得几乎没有半点杂质。透明的微风让人禁不住想要贪婪地呼吸，贪婪地想将雨中的那点凉意尽情地吸进肺腑，仿佛身体里每一条血脉经络都在这一呼一吸之间被清洁通畅了一遍似的。
　　我挑了一条湿润源的石板路向城中走去，脚下每一段坎坷都让这些老式的街巷沧桑毕露。路边小店里那些倚窗而立的素面女子，多以一副多愁善感的表情沉默着，看着雨中每个低头独行匆匆而过的外乡人。一到雨天城里便显得异常冷清起来，这种冷清也是小城民风朴实的特色之一。这种迷人的冷清在大城市里是难得见到的。大城市无论阴晴雨雪，街上一概躲不掉那种令人烦躁的嘈杂和拥挤。
　　我上一次离开南德时还是夏天，我依稀记得那天时近黄昏，西斜的太阳还有些毒热。我被担架抬出医院，抬上救护车。救护车闪亮着蓝色的顶灯往火车站的方向开去，去赶傍晚开行的那一班直快列车。
　　那位一直负责看护我的年轻警察陪我一道去了昆明，在昆明的医院里又陪了我两天才走。他向我告别时我还不能畅快无碍地说话。他走前在我床前给我留下几句诸如好好养伤早日康复之类的祝福。我只能微微地点头，只能用轻轻的声音说一句：“谢谢，大哥。”
　　来接替他照顾我的，是安心的爸爸。那年轻民警带他来并且说以后将由他来接替照顾我的时候我哭了，我不顾胸肋剧烈的疼痛出声地抽泣起来。我这一年中欠安心一家的恩惠实在太多！我都不知道这些恩德我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安心的父亲少言寡语，他甚至不会说点什么劝住我的眼泪。
　　他木讷地站在我的床前，一声不响，脸上的慈祥却使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和母亲。
　　从安心爸爸的口中我才知道了安心负伤的消息，才知道了小熊遇害的消息，才知道了毛杰因为拒捕而被警方击毙的消息。这一切对我来说，对我这样一个从平淡的千篇一律的城市生活中走过来的北京人来说，像梦一样的不真实。我那时和现在一样，在噩梦醒来之后，心里只想见到安心，只想和她在一起。我想念安心想到了近于疯狂的程度。但我见不到她，她负伤了，我也躺在病床上动不了，不能像现在这样可以越洋跨海万里迢迢地从美国的洛杉矶赶过来，只为了能见她一面。
　　没错，也许我寻找安心，只是为了能见她一面。她离家出走之后再没给我任何音讯，我曾绝望他断定她对我们的共同生活和预想的未来，已经感到厌倦。而现在，我寻找安心的决心之坚定，过程之曲折，以及这当中我心里愈演愈烈的幻想，可能给了我一个错觉，就是一旦找到安心我们就将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我一直期待的那种厮守。此刻，我来到了南德，从火车站走出来走到雨中，冷冷的小雨让我突然清醒，让我意识到我这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许只是一个美丽的错觉，或许安心根本没有回心转意，根本不想让我留下来或跟我回去。
　　我们分手的苗头也许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出现了，但我浑然不知。我甚至不知道那是北京最热的一个夏季，我躺在凉爽的春城昆明，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我的伤势得到了控制并渐渐地好了起来。我住院医疗的钱全是安心的爸爸带来的，我连治疗带吃饭带营养大概彻底用光了他们剩余的家底，他们是否还背了债我也问过，但每次问时安心的爸爸只是摇摇头，什么都不告诉我。
　　他只是说：“没有没有，你好好养，不要管这些。”
　　这当中安心的妈妈也来过一次昆明，来看我。她给我带来了安心的消息。她告诉我安心的枪伤已经快要封口，但失血过多，身体还很虚弱。另外，她妈妈话里话外默默地隐约地透露出，安心至今也没能从小熊遇难的阴影中走出来，她的精神状态令人担忧。
　　“她很少和我说话的，只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想。”她妈妈对我说，“也许只有你能开导她。她不和我说小熊，但是她说你，她很早就催我来看你了。”
　　在我的要求下，安心的父母去请示了医生，医生同意他们扶着我下床，到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去给安心打电话。那时安心还不能下床，是她妈妈事先和缉毒大队的潘队长约好，在老潘去医院看她时把电话打到老活的手机上的。安心在电话里的声音让我有点陌生，那声音变得绵弱腊哑，气如抽丝，她只说了一句：“杨瑞，我想你……”便说不下去。我红着眼睛说了好多想她心疼她的话，也说了希望她认真养好身体，听医生的话，心情要开朗精神要振作之类的鼓励的话，还说了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一切都过去了，都会好起来的，我会永远爱她之类的乐观的话。安心没有一句应答，她在电话那边一直没有声音。电话后来是被潘队长接过去的，他说安心有点激动，你还有什么话吗我来告诉她，或者等她平静一点或者身体好一点以后你们再通话。我知道安心在哭泣，她无力再和我说话。我对潘队长说：我没别的话了，您就告诉她我快好了，我一好马上就去找她！
　　也许我毕竟年轻，新陈代谢特别旺盛，所以在两周之后我已经能够自由地下床，在病房内外慢慢地走动。当我能下床走动的当天我就要求出院，好到南德去陪伴安心。在我们遭遇了这么大的劫难和创伤之后我们迟迟不能重逢是件让人受不了的事，再说我也不忍再这么心安理得地耗尽安心家的血汗家底，在这个金钱的无底洞里没完没了地养下去了。
　　我的请求经过反复争取终于得到医生和安心父亲的同意。在我正准备收拾出院的前一天，还是在清晨，天刚刚亮的时候，安心意想不到地出现在我的病房里。她由她母亲扶着走进来，她们进来时我还以为是一个新来的女病人走错了房间呢。
　　安心消瘦得我几乎不敢相认，脸色很坏，苍白得近乎于灰绿。我们在我的床头，在安心父母的面前，在屋子里所有刚刚起床的病友惊异的注视下，长久地拥抱在一起。我们默默地哭着，不发一言。
　　我们在那个酷夏的热潮刚刚过去之后回到了北京。安心的爸爸因为家里有事回清绵去了，安心的妈妈陪着我们回到我们的家里。她和我们一起住了一个月的时间，照顾我们虚弱的身体，还有受伤的心灵。
　　心灵的复原和身体的复原一样，最有效的良药就是时间。在一个月后安心的妈妈离开我们要回清绵的时候，我和安心看上去已经健康如初。没有人再提过去的往事，家里的墙上桌上和床头，再也见不到小熊的照片和其它与小熊有关的东西。是安心把它们收起来的。她甚至还主动跟我说她在努力地使自己相信她从未有过婚姻，从未有过孩子，从未当过警察，从未经历过任何复杂的坎坷。她努力相信自己从肉体到灵魂，都是一个单纯的、未经世事的女孩。
　　我知道，她在努力，在竭尽全力试图走出那个黑洞一样的阴影；我知道，她在拯救自己，她在悲痛面前已经意识到自己已处于崩途的边缘，她不想这么毁了自己。她试图建立继续生活的渴望，她有了自拔的念头。这样很好，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想。
　　我还想，我能帮她做些什么呢？除了身体上的关怀，生活上的关怀之外，我能给予安心的，就是爱情。我比过去更加注意让我们每天的日子都充满爱意，充满无数细小的体贴，充满甜言蜜语和山盟海誓……但我们不提结婚，谁都不提。我知道，小熊尸骨未寒，提这种喜庆的事儿时间还早。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赛马俱乐部当会所的值班经理。工资每月两千出头，不算低了。衣食看病之类的开销俱乐部全包，比较实惠。安心暂时没找工作。她的性格和过去相比变化太大，总是少言寡语，喜欢一个人发愣，我想地这样子还。
　　是暂时不去上班为好。安心生活上所求不多，我挣的钱足够供给我们两人平日里简单幸福的起居生活。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安定、平和。我每天上午去上班，晚上通常八点钟以前就能回来。我和安心平时各吃各的，我公休时就和她一起在家里做饭和收拾屋子。
　　安心像过去一样，生活上对我的伺候无微不至，连洗头洗脚穿衣服穿袜子她都―一替我动手。她大概不仅是把我当作杨瑞，同时也当作了小熊，她有时对待我的态度和语调，就像在溺爱一个幼小的孩子。
　　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推一不同的是，安心的性格变了，我开始摸不透她。一个女孩儿你摸不透她并没什么，她不爱说话没有交流的欲望也没什么，只要你相信她还爱你。她喜欢沉默我就尽量调整自己随着她，我们每天在一起一共说不了几句话。但问题的关键是：她不快乐！我看出来了，她不快乐！她心里装了太多的心事，那些心事她没法解决也没法摆脱。她所有的笑容，所有轻松的神情，所有关于要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的表态，都是刻意做出来的，都是做给我看的。
　　对她的变化，我故意不追问，不捅破。有一次她蹲在地上给我洗脚，洗着洗着自己就无声地哭了，我也不问。我只是把她扶起来，把盆子里的水端到卫生间里倒掉，然后我对她说：“你给我洗脚真舒服。”我想就是我问她为什么哭她也不会说的，为什么哭？这还用问吗！还有一次，我带她去肯德基吃汉堡，那快餐店里正巧在播放她最喜欢的那首歌――陈晓东的《比我幸福》，她听得特别专注，我买了汉堡和奶昔端到桌子上时看见她又流泪了。我依然没问，只坐下来，说：“这歌确实不错，挺好听的，你要真喜欢就去买一盘这歌的磁带吧。”安心这才惊醒似的低头擦了眼泪，说：“不用。”
　　我想，还是相信时间吧，也许只有岁月光阴才能治愈她的伤，抚平她的疼，我必须耐心地等。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像我想得那么常规，我现在想想在最后的结果出现之前其实已经有了种种迹象，但这些迹象都被我忽略了。我因为相信了时间的万能而忽略了其它的可能性，以至于没有抓住时机防微杜渐做出及时的疏导和补救。
　　那天是星期三，是我的周末，我想好了第二天要带安心去一趟怀柔的青龙峡水库的。常来我们俱乐部骑马的一位夏老板是那儿的一个度假村的股东，他常来我们会所跟我熟了让我带女朋友去他那儿玩儿都说了好几次了。我因为一直不敢占客户便宜所以光答应没真去。后来和我们俱乐部的销售经理聊起这事时销售经理反倒赞成甚至怂恿我去。他说你去你去，去了和客户就成了朋友，成了朋友就更有利于拉住他。咱们这种俱乐部靠的就是熟客，每个员工都要和客户交朋友，只要不是你自己硬要客户请你或暗示客户请你就没事。他请你好几次你不理他他会感觉你实际上不喜欢他或者摆架子，反而不好。交朋友就要有来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
　　于是周末这天那位夏老板又来骑马，又问我去不去的时候，我就说好啊，就是怕麻烦您。夏老板一笑：麻烦什么，我又不陪你，你要去我帮你安排好，你们自己玩儿。我们那儿和你们这儿不是一个味儿。我们那儿全是自然风光，大山大水，非常舒服。
　　我给你个机会拍拍你女朋友的马屁吧。我做出高兴的样子，说：那就谢谢夏老板了。
　　我那天真的高兴，晚上下了班情绪高涨地回到家里，我想我们从云南回来以后就从来没有开心地出去玩儿过。我设想了在那有山有水的地方让心情回归自然安心如果高兴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我因为想像和预见到安心的快乐所以感到特别的兴奋。
　　在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些第二天要带到青龙峡去的饮料和食品，还买了一盘陈晓东的《比我幸福》。我跟我们同事借了一个随身听，准备第二天路上给安心听的。我想起我们过去为陈晓东还拌过嘴呢，所以我就专门买了我的这个假想敌来讨安心的欢心。我想我真他妈贱，为了让安心高兴我什么都可以干。我买了那盘磁带，看到那带子的封面上印着陈晓东那张大情人似的脸，我觉得我简直像是在给安心和这小子拉皮条呢。
　　我回到家，上楼开门。有点意外的是，屋里黑着灯。我回家屋里黑着灯的情形是很少见的，不知道安心是睡着了还是出去了。我叫了一声：“安心！”无人应答。我拉开灯，发现屋里不知为什么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干净得几乎一尘不染，每样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连厨房和卫生间都窗明台净。我有点疑惑，不知安心干吗今天把卫生搞得这么彻底。我从客厅走到卧室，这时我在我那一侧的床头柜上，看到了安心留给我的那封信。
　　那封信装在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里，表面看就像是随手闲搁在那儿的一件很平常的东西。但我看到信封上摆着安心那串家里的钥匙，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笼罩上来，我那时怎能想到那竟是安心和我此生的诀别！
　　杨瑞：我走了，我不再回来了。你别找我，你找不到我。
　　我告诉你，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起我就喜欢你了。后来你对我那么好我真受不了，你这样的小伙子无论对哪个女孩这样好，她怎么会不动心呢！被你爱真是一种享受，我本来一直幻想能这样和你过一辈子的。你给我的这个家我真的很喜欢，当我现在要离开了我发觉我真的舍不得它。我特别喜欢给你洗头、洗脚、洗衣服、做饭，我特别想这样照顾你一辈子。我一想到我走以后没入照顾你了我就特别难过，我一想到你孤单一人在家我就难过得想哭。今天，我最后一次收拾这个家，擦每一件东西我都忍不住要流泪。这个家的每件东西，都能给我讲一段我们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大声地让我留下！但是杨瑞，我必须离开，我命中注定，不能有爱情，不能有家。我命中注定，要过一种隐姓埋名的生活。我命中注定，要孤独一人。你也许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我爱你胜过爱铁军，那感觉跟铁军是不一样的。可铁军毕竟是我的丈夫。我不能在我的丈夫死了之后，儿子又死了之后再去谈情说爱，这样谈情说爱我心里实在受不了。我觉得我应该为他们负责，为他们做一点事，甚至为他们去死！我不忍抛下他们自己去过幸福的生活。我每天都觉得他们在看着我，在看着我，在告诉我他们也想过这样安宁幸福快乐的生活。我没法安慰他们，我没法和他们摆摆手说再见！我没法转过身去再也不看他们！他们曾经是我的亲人，他们爱我；给我快乐，给我帮助，他们为我而死。我无法转过身再也不看他们！
　　我知道我这样离开你是伤害了你，会让你生气的，所以我开始还是从云南跟你回了北京。我一直想忘掉过去做一个永远丧失记忆的人，但没能成功。除了我的父母，在三个最爱我的人当中，只有你还活着，你以后还会享受到很多很多的人生快乐。我相信会有很多善良美貌的女孩子爱你，你只要把我忘掉就马上会有新的幸福，想想真是这么简单。
　　我走了杨瑞，我不能再陪着你照顾你了，对不起。你快点忘了我吧，越快越好。如果我们都有来世，说不定还会见面的，说不定我们会互相认出来的！那就等到来世吧。那时候但愿你还和现在一样好，和现在一样爱我。
　　让我再抱抱你吧，再亲亲你吧，我心中最完美的杨瑞！
　　不再存在的安心这封信我读到一半就已泪流满面，我一边读一边哭着说：“你这是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呀……”我下意识地跑出家门，高一脚低一脚地跑下楼去，冲到大街上，我盲目地奔跑着想要找到安心走失的背影，我明知道不可能可我还是疯狂地满街寻找。夏天的夜晚，街上熙熙攘攘，很多店铺的门还都开着，华丽的灯光从那些店铺里散漫出来，把路人消样的面容映照得既兴奋又疲惫，既专注又漠然，既悠闲又行色匆匆……
　　那天夜里我呆呆地坐在客厅的地上，一直坐到天明。我确实不知发生了什么。安心为什么要写下这样的信，为什么要这样突然地离家出走。她是不爱我了吗？可她说她爱我。她是厌倦这种像家庭妇女一样的生活吗？可她说她舍不得这个家。而且我并没有不让她出去工作。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觉得自己肯定走不出那个阴影了，或者是她没心情结婚又怕我逼她结婚，可我没有逼她呀，我干吗要逼她！她的信上没说她到底要去哪儿，她让我别找她，可她不想想她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我怎么能不找她！
　　第二天我给安心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安心出走的事情。问他们事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他们我很爱安心，我不想失去她。我求他们告诉我现在我应该怎么做。我不知道安心父母的电话和通信地址，信是寄到云南清绵的群众文化馆的。我还给南德缉毒大队的队长老潘打了一个电话，老潘的手机号码我是知道的。电话拨了几次才拨通，老潘说他以前并不知道安心有离家出走的想法，他和安心一直没有联系，他答应如果有安心的消息就立即通知我。
　　八天以后，我一天一天算的，所以记得很准，安心的父母回信了。他们说他们几天前也收到了安心的一封信，信上告诉他们她想独自生活一段时间，让他们别为她担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安心的父母随信寄来了他们的联系电话和那封安心致父母的信。信短得不能再短，只有两行半字，也是说她爱他们，让他们别找她，别担心。安心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也联系过南德缉毒大队，得到的答复和我得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连着三天打电话到单位请了假，失去安心几乎令我寝食俱废，坐立不安，我无法工作无法见人。直到第四天心情勉强稳定了我才强撑着到了班上。我不工作没人养活我。上班以后我的顶头上司，会所接待部的那位女经理悄悄告诉我，说会所的林经理对我很不满意，说我这人长这么大个子了还像个小孩子似的，接人待物太没素质。
　　我有点发愣，不知经理的不满所为何来，我闷闷地问了句：“我什么事做错了？”
　　接待部的女经理对我一直不错，问我：“你是不是什么时候把那个常来的夏老板涮了一道？那天林经理说这事儿的时候正和夏老板一块儿喝茶呢，好像是夏老板说你什么了。林经理跟我说你的时候夏老板还打圆场，说没事没事，小事一桩，让我们别批评你。你是什么时候把那姓夏的得罪了？”
　　我眨了半天眼，才恍格想起什么来，低头说了句：“操，我真他妈晕了！”
　　是的，那几天我真晕了，我不知道我的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可我又怎么跟人解释呢，我怎么能说我的爱人，我的女朋友离家出走了，不知去向了。我要说了他们肯定都会笑着说你这傻X怎么让人给甩了还发愣呢，你这男人是怎么当的！
　　那些天我真是晕了，无心上班，每天上班后总是恍恍惚惚，工作尽出统漏，幸亏那位女经理事事帮我兜着帮我擦屁股帮我遮掩和善后。每天晚上，我回到家，我都不敢开灯，我怕看到这两间空荡荡的没有生气的屋子。几个月以前，厨房里还有安心忙碌的声音，客厅里还有我和小熊玩儿闹的声音。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从里屋到外屋，独对四壁。
　　那些天，我几乎天天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听陈晓东的那首新歌《比我幸福》。也许因为陈晓东是男的，所以我开始总觉得那是我在唱给安心听的，是在向她倾诉我的心情：此刻与你相拥，也并有始有终。
　　祝福有许多种，心痛却尽在不言中。
　　我想，难道我们的爱情就真的这样无疾而终了吗？难道我爱的人就这样给我们的今世留下如此简单的祝福，然后让我孤单一人去苦等来世的重逢？
　　那首《比我幸福》，我每天听。听得久了，发现那更像是安心对我的倾诉。我突然理解了她那天在肯德基听到这首歌时为什么哭了，她那时大概就已经有了离家出走的念头，而这首歌恰好暗合了她的心境。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
　　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
　　对，她那时就想到要从我们的爱情中退出了，她那时就已经决定要做出这样残酷的选择，既是对她自己，也是对我。她信中说了对不起，但她那时就已经知道，爱是无法用一声抱歉来弥补的！
　　放心去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孤不孤独，都别在乎，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我再次哭了，脸上热泪纵横。在黑暗中我看到了安心凝视的眼睛，她用目光告诉我，让我一定要比她幸福。让我再也别找她了，再也别管她了，别管她孤不孤独，都别在乎！我用力地看着她凝视的眼睛，用心地听着她遥远的心声，一遍一遍，如泣如诉，不断重复着那句殷殷的叮咛：……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