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董建华捍卫香港「免于恐惧的自由」

[dragonstrike]

董建华在位七年虽有各种失误，但捍卫了香港的自由空间，拒绝重设政治部，拒绝以查税或特务手段对付反对派，超越台海两岸，也胜过昔日的港英，使这七年成为香港最自由的时期，成为董建华「隐藏的贡献」，也使各方警惕继任者勿破坏香港这种免于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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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下台」了，但却触发了香港反对派一阵惊愕与担忧。他们蓦然回首，发现治港七年的董建华，不仅是反对派的最佳标靶，可以任意辱骂攻击，并且从不担心被「秋后算帐」。董建华离任，很多长期靠「骂董」吃饭的「名嘴」、「名笔」、名漫画家都突然茫然若失，失去了他们最爱毒骂的「老懵董」。

其实不少香港人逐渐发现，尽管董建华施政七年有种种缺失，但有意无意间，却对香港回归后的社会发展作出「隐藏的贡献」，因为他使港人拥有历史上空前的言论自由空间，使反对派言论免于被政府当局以查税及特务的手段加以阻吓。但继任者曾荫权上台后，是否会继续这方面的宽容与大量，继续「董规曾随」？政圈不少人忧虑，以曾荫权的干练及厉害的性格，很可能会打破董的「戒条」，使香港今日空前的自由空间成为绝响。

香港的反对派人士证实：董建华管治期间，他们从未因为攻击董而被税务局查税，也没有被港府以特务手段对付。港府高层及北京政治圈也证实，董建华并不是不晓得这是港英时期及其他地区的政府所常用的对付反对派的政治手段，但他个人的价值观及行事风格，使他拒绝使用这种「肮脏的政治」。

但让税务机构及情治单位成为当权派的政治工具，以打击反对派及异议分子，却是今日台海两岸的现实政治，也是昔日港英时期层出不穷的手段。台湾的民主化程度比香港高，但在政治操作上，绿营政府以查税及窃听方式对付蓝营及反对派，则又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详见本期页二十八）。

但九七回归之后的香港没有出现这一类问题，这是董建华就任香港特首七年多来，为香港人争得的一块「净土」，让港人可以在「免于恐惧的自由」之中，享受全球最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不会因为政治立场问题、或因为批评董建华和政府，而被追究或被整肃。

从未运用职权作反击

七年来，董建华就是在这种自由的气氛中，天天遭受媒体或反对派暴风骤雨般的冲击，但他没有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权机器进行反击。他顶住了北京的压力，没有让港英时代专门整人的香港警务处「政治部」死灰复燃，使不少香港人免去了政治恐惧的压力。

这是董建华七年多来的最大贡献，成功地捍卫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少香港人记得，当年，报刊得罪当局之后会遭遇查税麻烦，而且包括不少亲北京人士也被港英政府以经济的理由找过麻烦。比如现任北京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和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就曾被指控「走私漏税」，查了个底朝天。

不少香港人还记得当年被港英当局「政治部」跟踪、监听、或列入黑名单的恐怖情景。即将出任香港上海◆丰银行主席的郑海泉，年轻时就曾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即被港英政府「政治部」列入黑名单，被香港中文大学拒之门外，不能入读经济学硕士。当年中大学生会副会长甄永荣也属受港英政治部监视对象，被形容为「联合书院电子系二年级学生，具共产主义思想，曾于一九七一年企图组织观察团带领联合书院学生往中国，但不成功。」而《七零年代双周刊》的莫昭如和吴仲贤，以及「保护钓鱼台运动」成员包括周鲁逸（即鲁凡之），亦曾受到监控。政治部档案显示：「要加大力度监控这些组织；倘他们得到更多人支持，政治部会采用抹黑手法，打击他们的诚信。」现任北京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当年也在港英当局「政治部」的「黑名单」之中。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表示，当年的香港老百姓就是这样在港英政府的高压统治下，「只要你胆敢批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员可以立刻将你驱逐出境」。

即使在彭定康时期，港英监控反对派仍然强势。老报人韦基舜透露，回归前，香港有一个姓萧的医生一九九三年准备组织政党，一九九六年突然被香港税务局查税，将诊所的所有病人资料带走了，七千多病人资料被税局拿走，自然不能开业，萧医生就此消声匿迹，政党也搞不成了。

但这种情况自香港回归之后，已经不复存在。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撤销了「政治部」，从未对任何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进行政治迫害，更没有像当年港英政府那样镇压集会的群众。如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广东省政府组织了一个灾民慰问团到香港慰问东头村大火灾民，香港有关团体组织上千人到火车站欢迎，却被港英当局以非法集会为名弹压，三位市民中弹受伤。当年三月三日《大公报》报道了有关新闻，即被港英当局以「刊载煽动性文字」罪名，通过法庭颁布勒令停刊六个月。

董拒北京重设政治部

在香港回归之后，北京曾有意希望香港特区政府恢复港英时代的「政治部」建制，用以加强对反对势力的控制，保持社会的稳定，但都被董建华以「耍太极」方式推掉，曾令北京高层有关人士有所不满。

有关是否恢复「政治部」问题，董建华曾于去年七月十三日在香港立法会回答有关议员的相关问题时，作了明确的表态。当时，民主派议员司徒华提问：「董先生，现时政府总部辖下的保安部有没有计划会增聘人手加以扩充，以加强特区对内部保安的监察，进行有如以前港英政治部一样的工作？假如是有的话，如何可以保证它的工作不会侵犯私隐以及不会用不乾净的手法进行呢？」董随即很明确表示：「司徒华议员，答覆十分简单，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

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刘千石认为董建华是个「不会搞人」的人，但他在特首这个位子上已经很难继续履行职责，比如最近作施政报告时，不但民主党，而且包括民建联，各方都对他「奚落」，使他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很难再做下去」。刘千石透过自身参与香港政治的经验，以及对香港政治和与董建华面对面接触的了解，认为董建华是个厚道的长者，更不会以之前港英时代「政治部」的手法整人。

刘千石曾被港英监控

刘千石告诉亚洲周刊，他工作的香港民间团体「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在港英统治年代，由于长期为基层民众争取权益，曾成了港英政府「政治部」的监视对象。而数年前在英国伦敦披露的一份当年港英政府「黑名单」，「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就赫然名列其间，证实了当年港英当局在香港对反对势力采用了种种的特务监控手段。刘承认，自从九七回归之后，「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就免去了这个被监视的烦恼。他说，董建华不会一天到晚想着整人，「让人完蛋」，总之「他不会搞人家」。

彭志铭早年从事电影制作及编剧，一九八八年投身出版事业，成立名为「次文化堂」的公司，彭志铭没有为出版的书籍设定路向，感觉好就出。十六年来出的书籍有五六百本，最令人关注的是，「次文化堂」出了十多本政治笑话、漫画形式的讽刺性书籍，直接批评或影射董建华及一些政府官员。彭志铭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第一本《老懵董》是在二零零零年书展前十日，几位作者找上门来，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这本书，我看了看内容，就决定出书，在书展推出，想不到很受欢迎，至今已销售了四万本。」

《老懵董》的封面是一幅貌似董建华的老人裸体坐在马桶上的漫画，极尽讥讽之能事。以后「次文化堂」又陆续出版了《扫把头》、《董建华肺话》、《建华之乱》、《跟董建华算数》等十多本类似题材的书籍，受到社会的欢迎。彭志铭告诉亚洲周刊，这些书，没有一家发行商愿意接单，「次文化堂」只能每年一次，参加书展时出售。有内地读者看了《老懵董》，还填写了读者来函，指：「希望内地都可以出这样的书籍，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彭志铭坦言，九七回归前，「次文化堂」没有出版过这类书籍，「没有人敢写，当然也没有机会出版」，自出版了这些书籍后，虽然有些奇怪的事发生，如发行不愿接受，有印刷厂不愿印刷，「但我并没有遇到审查，出入境也很自由，更没有税务上的刁难。背后有没有我不能肯定，但表面上我很泰然，没有人找我的麻烦。」彭志铭说：「董建华是个老实人，他什么事都做不成，所以不会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的班子也应该不会做这类事的。」

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认为，董建华「具相当的民主意识」，他不会「搞人家」，也不愿意用类似港英「政治部」的特务手段，搞得香港鸡犬不宁。北京其实也认识到，恢复类似港英「政治部」的做法，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当局事实上也有所顾虑，认为它一方面虽然可以加强对香港内部反对势力的监控，但另一方面，在目前「一国两制」的环境下，也可以反过来被用于刺探大陆的情报，提供给外国势力。

抵制公安越境办案

显然，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在这个英国人经营了百多年的地方，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据有关消息人士透露，当年港英政府「政治部」的一批骨干，在回归前几年秘密转至海外，经过几年的秘密培训之后，又在一九九七年之后，随着移民回流进入香港，「他们有的跻身香港的政府部门，有的进入香港的保安、商贸机构，秘密进行情报搜集」。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当年「重点监视的人物及要害建筑物内安装了窃听器和电脑监视系统」，目前，这些窃听器和监视系统是否被排除，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在反对中国大陆公安非法越境到香港办案的问题上，董建华也坚持原则，捍卫了「一国两制」的落实。比如数年前的「苏志一案」，当时广东省肇庆市公安秘密押解被以「贪污」罪名拘捕的香港居民苏志一，多次返回其在香港的居所搜查。事件被发现后，特区政府随即与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进行了交涉，阻止了此一违法事件的继续进行。

此后，港府又发现一起上海公安非法赴港办案事件，但随即被制止。事缘上海公安在侦查一起涉港事件时，携带一台手提侦查监听设备赴港办案，该台仪器可以在一百五十米之内截听被跟踪对象的电讯通话，但在操作过程中被香港警方发现，特区政府随即与中国大陆有关部门交涉。据称港府态度很明确，中国大陆公安部门不能私自到香港办案，而只能透过双方的「司法协助协议」机制，由香港警方提供协助，或进行「情报交换」，「但不能自己来」。

去年六月中旬发生的「摩星岭事件」，又发现了广东省公安涉嫌非法越境办案。当时，香港警方接报之后，在现场截获的两部车、共七个人中，证实了有两名是来自深圳市的公安人员，而且还带了手铐准备抓人。消息人士透露，他们是到香港跟踪，并伺机拘捕一名被中国大陆有关部门通缉的所谓「现行犯」。

董建华在此类事件上一贯态度明确，坚持反对态度，他要维护香港的现行制度不变，不但不搞特务统治手段，不用公权力整人，而且不让香港现行的司法制度受到冲击，包括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冲击，从而让所有香港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新闻自由居亚洲之首

去年十月，香港在「无疆界记者」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上排名第三十四位，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地区。香港作为经济最自由的城市已经连续十一年排名全球第一。二零零三年二月，香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港人对香港的自由度保持较高的评价，并远高于安定、民主、繁荣等指标。调查的指数以十分为最高分，自由为七点二分，安定及民主为六点四及六点一四，繁荣为五点七二，法治制度公平程度也仅为六点四四。香港市民满意董建华执政时的自由度，并且逐年提高。政坛知情者告诉亚洲周刊，在香港批董声四起之时，也有人向董建华进言，利用一些行政手段去「教训」那些批评者，但被董建华拒绝了，因为，依董建华的为人、品性，他极不愿意去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他也许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决不会去做卑劣的政客」。

老报人韦基舜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香港回归前一直是殖民地制度，港府在统治上的一套就是行政主导，首长是英国来的，女王有绝对的权威，在有关港英及英国的新闻，一向以来对本地居民不会给予很大的自由。「香港在一九四七年还有新闻检查制度，那时的报章每天都要送华文政务司检查，不行就要压下来，任由报纸开『天窗』」。他说，港英时期的政治部不只对付北京，对台湾也一样，「港府认为不欢迎的人物就归政治部建档案，以后有廉署，就多了一个部门制裁不喜欢的人物」。

韦基舜说，这是比较明显的打击行动，还有一些暗中的，可以感觉到的也不少。港英时期韦基舜在中环开设联合公共关系有限公司，电话被窃听，感觉很明显，「电话线就在外面，你没办法知道当局搞了一些什么」。

韦基舜列港英黑名单

韦基舜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银紫荆勋章获得者。一九八三年，韦基舜不做报人后，去了一次广州，见了港府不喜欢的人物，港英当局有关部门马上就知道了，回来后，韦基舜在政府中的很多公职都逐一不获续任。韦基舜的儿子在香港少年警校毕业后到英国读书，这一年硕士毕业，韦基舜特意找到警队的朋友，说要把儿子送到警队，朋友们都很高兴地表示：「没有问题。」但过几天，警队的朋友们都来打招呼，叫他儿子别去警队了。韦基舜说：「我是特意试一下看有没有上黑名单，结果令人担忧。」

港英时期，类似的情况很多，但回归前的一九九五年，港英撤销了政治部，将有关资料全部送往英国。韦基舜指出，董建华掌管香港的时代，根本没有听说类似的恐怖监视或打击，在政府一些敏感部门，及廉政公署中都留有英国人，「以前敏感职位都是有选择的，但董建华很开放，不同殖民地政府，七年中没有听说政府利用职权打压异己」。韦基舜说，曾阴权成为董建华的继任，相信也会维持这样的自由，因为港英时代政党无力，没有牙齿，经过这七年政党成长很快，「我相信，香港仍然有自由」。董建华离任后，香港市民更关心的是继任者是否能扬长避短，保持东方明珠既有的特色，再创辉煌。

政府弱势廿三条流产

至于香港传媒，九七前一度非常担心新闻及言论自由受控，结果多年来，传媒批评，嘲讽董建华是不亦乐乎。没有一家传媒因此受到政府任何打击及报复。零二年董建华连任后，在中央要求下，进行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香港传媒一度神经紧张，但立法却因为董建华及有关官员处理不当而流产。不过，香港记者协会副主席谭志强说，董建华并无意识维护新闻自由，只是他无法驾驭形势，二十三条立法最终做不成，新闻界放下心来。他认为，政府之所以没有对传媒太多干预，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因为香港是一个民主社会，社会对新闻自由很重视，政府不敢贸然行事」。

拒绝肮脏的政治手段

董建华是「好人」，的确为不少人所认同。香港回归后，应否重建港英时代的情治机关「政治部」？董建华认为，不需要用这种殖民地式的情治手段去管治香港。零三年七一大游行后，有政府高官私下向传媒抱怨，由于没有类似政治部的机构，令特区政府在收集资讯方面「先天不足」，相当被动。「但董先生认为，对待香港自己人，不应用特务手段。解决问题应用光明正大的手法，基本上，他是一个不屑用肮脏的政治手段（dirty politics）来管治的人」。

许多政界人士，包括民主派人士，以至传媒中人，都感慨地表示，在董建华治下，因为他的行事作风，成为这个城市历史上最自由的时期，由于董建华对民主派的宽容，不搞「秋后算账」，游行示威成家常便饭。香港政治环境也因此相当宽松；传媒依然毫不留情地批评港府施政：经济上，董建华倡导的加强香港和内地的经济融合，港粤合作，CEPA等，即使没有即时的效果，大方向已得到社会认同。

一九九七年****，约十万香港市民涌到维多利亚公园，参加大家以为是「最后一次**纪念会」。因为二十多天后的七月一日，当香港回归中国，纪念**活动还能不能继续，没有人心中有谱。然而，九七之后的每一年**，悼念的烛光继续在维多利亚公园点燃。

一九九九年，中国大陆全面取缔***，但在香港，***是合法注册的团体。北京对此相当不满，而澳门也拒绝***入境。但董建华和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一再向北京解释，在一国两制下，根据香港的法律，不宜取缔***。北京方面最终也接受了董建华的观点。

标榜编辑独立的香港电台，回归后被亲北京阵营多次批评花政府钱，不推动政府政策，反而对董建华批评挖苦。多位港区人大、政协多次公开或私下强烈要求董建华整顿香港电台，北京也直接或间接表达了对香港电台的不满。但董建华却始终没有行动。不少亲北京人士直指董太「软弱」，更有人讥讽他为香港电台真正的「保护神」。

董建华和民主派人士关系很僵，民主派「倒董」不遗余力，但董建华从未启用任何的政府机器去对付民主派。「我希望用我的真诚，去令反对派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香港好的」。董建华这样解释他对民主派的态度，事实上他也把这种宽容贯彻始终。■